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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993年10月12日这天的发布会。这次发布会特别强调“Windows 3.1中文操作系统采用国标码（GB2312-80）双字节内核汉化技术，提供统一应用程序设计接口标准，比西文同类产品快50%，而价格与西文同类产品等同”（这是我写消息的导语）。 微软这着好厉害，购买中文平台也要购买西文Windows 3.1，中西文价格又等同，这不是分明要杀死中文平台又是什么？为什么微软这么痛恨中文平台，我始终不明白。我为此去找过田本和（微软北京代表处负责人）和主管中国业务总裁杨绍纲及接下来的微软（中国）总经理、总裁杜家滨，他们都承认我的观点是对的。
从Windows 3.1中文版开始，微软公司向中国购买了国标码，向用户提供True Type字型，并开放了字型扩充接口，在输入法上也采取了开放的原则。我为什么要交待这么多Windows 3.1的发布情况？这是因为Windows 95、Windows NT及Windows 98等产品的中文版都沿袭了Windows 3.1的路子。
也就是在1993年的10月，北大方正集团的彩色电子出版系统采用了国际流行的PostScript 2，并且向海外华文报刊卖出50多套。需要说明的是北大方正的电子出版系统应用软件全部建立在Windows操作系统上，至今为止，王选教授认为在Windows上开发自己的应用软件是方正集团的正确选择之一。
1993年10月中旬，Informix公司总裁菲力浦·怀特访问中国。Informix公司1980年成立，它是继1991年Oracle公司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后来到中国开办办事处的第二家数据库公司，当时年营业额约4亿美元。当时他的重要决定是放弃专用操作系统市场，致力于Unix和NT操作系统市场。当时在中国已发展到20多家代理商，主要拳头产品是Informix On Line。随之而到中国来的是Sybase公司和Ingres公司、Powersoft公司（后被Sybase公司收购）。
回想起Informix公司这么多年走过的路未免有些奇异，6年来Informix致力于Unix和NT的策略没有变，只提供数据库产品而不提供绝大部分工具和应用软件的市场策略也没有变。
1993年10月19日美国政府宣布放宽计算机出口政策，DEC Alpha AXP工作站才得以在北京亮相，这时已距Alpha平台产品的宣布有近11个月的时间（Alpha及其产品发布于1992年11月11日）。
“以量取胜”这是10月27日SUN北京代表处在北京举行的“新技术新产品研讨会”的口号，这说明SUN公司当年虽然在Sparc平台上已占有38%的工作站市场份额，并已累计生产了百万台工作站，但是和当时英特尔每年2000万片的CPU销量相比，SUN Sparc还算凤毛麟爪，这么多年过去了，英特尔公司芯片年出货量已上亿片了吧，Sparc还是没有“以量取胜”。不过SUN公司当年41亿美元的年营额如今已突破了百亿美元，而且利润一直保持在14%。 此研讨会12天之后，SUN公司总裁Scott McNealy访问北京。在北京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刚坐定，我第一个举手提问，没想到Scott向我微笑着说你的工作热情令人敬佩，不过我 要先说几句。弄得我好不尴尬，全场大笑。不过我只需要1分钟就调整了自己尴尬的情绪，我想我只是为工作太着急了，这有什么好尴尬的？等他一说完客套话我再次第一个提问。我说“我有4个问题：1.SUN公司认为当前市场发展的最新动态是什么？2.SUN公司最大的喜悦和压力是什么？3.Solaris 64操作系统什么时候发布？4.SUN公司准备在那些方面与中国合作？”
当年39岁的McNealy回答我说：“目前国际信息市场最新增长点在于电子邮件，每月以8.5%速度增长。SUN公司的开放政策使SUN公司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兼容机厂商，他们从价格、销售渠道、地理位置、品种上包围SUN公司的正牌产品，惠普PA、Alpha、MIPS平台都不会给SUN公司造成压力，IBM PowerPC则会在一段时间里成为Sparc平台的竞争对手。至于64位操作系统的推出问题，我认为目前市场还不成熟，用户正在致力于将8位、16位应用软件移植到32位软、硬件平台上，我们应该重视这个市场机会。1995年SUN准备推出全64位Sparc芯片，支持4GB内存。我们已经与俄罗斯签订了技术开发、高级编译、无线通信网络、系统集成等协议，我相信中国在上述方面也具有优势，同时我准备将Microsparc芯片在嵌入式领域与中国合作……”
从我当年的作品中可以看出McNealy是个很有技术、市场、演说魅力的人，在1993年竟然能够看出电子邮件的市场增长，同时能够客观对待同自己竞争的合作伙伴。但他的预测有两点是不对的，那就是PowerPC根本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厉害，SUN公司的Solaris 64位操作系统于1998年才问世，比当初预料的推迟了3年。
不管McNealy的预测对与否，他都是我最喜爱的IT领导人之一，用杨司长说我的那句话来表达我对McNealy的看法是再合适不过了，那就是McNealy是个有观点的人，尽管他的观点有时有问题，但总比没观点强（我认为能与McNealy相比的人还有一个，那就是Oracle总裁Larry Ellison，我以后还会提到）。在此之后我又在中国、美国见过McNealy 3次，每次听他的演说都给我非凡的感受。
不仅是McNealy对PowerPC看好，当初几乎业界所有的人都对PowerPC前景看好。记得在McNealy接受我采访的前3天，即1993年11月5日我应IBM（中国）公司之邀请到IBM（中国）举行的RS/6000展示会，看到了5天前（如此看来PowerPC发布时间为1993年10月31日）发布的PowerPC芯片及其RS/6000。
当时PowerPC芯片分为三档，即Power、PowerPC、PowerⅡ。Power为32位字长、内存结构为一个定点、一个浮点、一个分支处理单元。PowerⅡI为中档芯片，内部结构为两个定点、两个浮点。当时Power Server990是PowerⅡ的典型硬件结构，SPE cf 92达260.4，SPEC Cint 92为126。PowerPC为高档芯片，但是其主频并不高，仅有66.5MHz。当时我问及这个问题时，IBM（中国）工程师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他说，主频好比一个人的心脏，如果两个人负重同样，而其中一个人心脏跳得较慢又不出汗，只能说明这个人比另一个心脏跳动快而且出汗的人负重潜力更大，身心更健康。我接受了这个观点，后来的采访写作中我一直不把CPU主频作为重要指标来看待。
当时PowerPC芯片还有专有的操作系统Power Open，据说PowerPC上可以运行AIX和Power Open两种操作系统。然而PowerPC芯片已发布了6年的时间，除了IBM的AS/400和RS/6000、Mac机使用以外，没有听到其他品牌机使用当初价格比任何CISC低50%的PowerPC芯片，奇怪的是Power Open这个操作系统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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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1993年11月4日，联想在国内486市场旺季，推出了基于Pentium芯片的PC。也就是在11月4日这天，Sybase总裁马克·B访问北京，这位西点军校毕业的总裁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任何一项产品都要针对市场的第一强手。我见过马克·B 3次（另外两次分别是在1995年5月美国惠普记者大会和Sybase中国用户大会），每次从他平静的脸上都能感觉到他军人出身的力量。
前面说过，1993年使人遗憾的事是没去成AT&T的贝尔实验室，幸运的是11月15日AT&T/NCR在北京召开技术研讨会，美国AT&T贝尔实验室来了3位专家——专门负责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讨的约瑟夫·托姆科、多媒体通信研究的罗纳德·
勃拉姆、人工智能专业研究刘瑞深博士，我就关心的问题对他们进行了访问。我的4个问题是：微处理器半导体芯片技术、市场极限在哪里？为什么会受到4个因素的限制（因为他们回答我受到4个因素的限制）？未来的应用与未来的技术是否会同步发展（当时我认为发展CPU技术超前应用多）？人工智能所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这3位博士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到2010年半导体集成电路会受到光速的限制、物理极限的限制、制作半导体片磁场的规模的限制、软件发展速度的限制。受到这4种因素限制的原因是：光速是客观世界最快的速度，人类目前的任何发明创造还无法超越、甚至接近它。到2010年，半导体微处理器芯片的速度可能会到2000MIPS，这样快的芯片在一块晶片上只有100多个原子，人们对少量原子的控制能力已达到极限。如此精细的半导体晶片，需要上百亿美元投资，才能建立起“场”。如此快速的电路需要配置软件、外设、通信电路，否则芯片速度再快也是没有意义的，而外设和软件的速度目前看来还无法与半导体相配。至于技术与市场的关系总是在变化，曾经有一段时间，贝尔实验室的技术发明创造带动过市场，而现在某些领域中是应用在等待技术，如当前市场对多媒体产品的需要，而技术上，半导体芯片相对于多媒体高质量的图像声音传输应用还相距甚远。关于人工智能的挑战问题，博士们认为，这挑战来自于计算机总是在做重复工作时是把好手，而人工智能则需要计算机从不太全面的信息中分析、预测出结论。比方说我们已为手写汉字奋斗了多年，仍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近日我们似乎从人类的行为中找到了一点希望，那就是如果人类对某篇文章中某个单字、单词不能识别时，通过整篇文章中的意思猜出这个单词，这个方法值得借鉴。
至今为止我都认为这篇文章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个现实意义几乎完全来自于我当时提问的针对性。当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关于2010年半导体片发展速度的极限来自何方，博士们的回答不能不让我们去相信他们的预言。从这篇文章也可以看出，从现在起如果人类无法突破光速或者从根本上改变图灵机，那么计算机CPU升级的时间只有10年。
从这篇文章还可以看出，当初博士们预言的人工智能挑战的一点希望，在Windows 98上的中文输入智能拼音上已得到了实用。对于我来说此次专访还不只是这些，它还让我得到了怎样同时对付3位博士的经验。由于我当时作品太多又无法协调版面（此稿为《中国电子报》不采用稿），只有将此文发表在1993年11月29《国际电子报》上。从这件事可以说明我在《中国电子报》的处境，更能说明我在如此艰苦条件下的成长烦恼和离开《中国电子报》的真正原因。
然而，我现在对《中国电子报》对我的态度仍然只有感谢，感谢它对我“摧残”式地培养，的确这种“摧残”只有使我无比地坚强。
11月22日，方正集团与DEC（中国）公司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共同投资3000万美元建立PC机生产基地的合资意向书（同时签订了DEC公司向北京大学赠送150万美元Alpha设备的合作意向书）。在若干年之后，DEC公司没有收购之前，我再追问此项目，双方都认为不了了之，从这件事上可以得出一个教训，以后新闻界对各位合作、合资意向书的报道应该慎重、且版位不应过高。 1993年对于惠普公司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惠普年营业额突破200亿美元，同比增长24%，利润为12亿美元（利润仅为6%），打印机总装机量达2000万台（其中喷 墨、激光各1000万台）。现在看来这点成绩算不了什么，但在1993年IBM、DEC都出现亏损之际，惠普公司却有如此非凡的业绩，值得大庆一番了，1993年是惠普开始得意的一年。在这一年Oracle公司年营业额达到15亿美元，与Sybase、Informix、Ingres等竞争对手拉开了距离。三者年营业额分别为2.8亿美元、2.6亿美元和4亿美元（ASK集团总公司下属Ingres公司已被CA公司收购）。
1993年IBM公司虽然亏损，但PC业务收入超过90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一。1993年也是苹果公司得意的一年，营业额达73亿美元，居世界第二大PC厂商地位。康柏公司1993年收入为71亿美元，增长来自价格战。SUN公司年营业额为43亿美元，SGI公司年营业额为11亿美元，西门子公司营业额为80亿美元。软件具有代表性的公司在1993年收入状况为：微软1993财年营业额35亿美元，Lotus年营业额为3亿美元，SSA公司年营业额2.6亿美元。
1993年国内计算机产业的基本状况如下：北大方正集团销售收入从1992年年收入3亿元突破10亿元，出口创汇千万美元。浪潮集团销售收入为6亿元，利润增长42%。电子部6所（华胜集团前身）销售收入2亿元。太极集团突破3亿元。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值销售收入突破100亿元，利润突破3亿元，出口创汇7000万美元。长城集团年营业额15亿元。联想集团国内年收入为10亿元人民币，海外收入为20亿港币。四通集团年营业35亿元。
要说1993年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浦东和珠海两个软件园的建设进展太慢，时过6年竟无本质性的改变，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IT软件业的憾事。
“走了的又回来了，已经来了的更坚持了，犹豫不决的下定决心了，没来的开始行动了。”这是我对1993年在中国计算机界外商投资现状的总结。
回顾1993年中国计算机产业和市场必须涉及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件，那就是在1993年我国计算机贸易首次出现顺差，进口额为10.5亿美元，出口额为10.88亿美元，从此中国计算机贸易额顺差至今。当然，谈到中国计算机贸易这个话题时，必须谈及台湾地区，1993年对于台湾地区也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在这一年台湾地区计算机类产品出口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台湾地区市场1993年销售PC 34万台，笔记本机3万台）。5年之后即1998年祖国大陆计算机类产品才突破100亿美元，达102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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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刚开始的1月7日，SUN公司北京代表处在京宣布，获得SUN公司硬件赞助的′94世界杯足球赛计算机网络已全部建成。′94世界杯足球赛的网络基本情况如下：设在瑞士的国际足联向美国9大比赛城市辐射Client/Server网络。此网由1300台Sparc工作站和服务器组成，加之总体管理软件总价值为4000万美元，年初就有1.2万个记者申请采访′94世界杯足球赛。当时我觉得此事写归写,离我的现实太遥远，万万没想到1998年我去了′98世界杯足球赛的巴黎采访。
1994年隆冬（1月12日）召开了′94全国电子信息应用工作会议，当时在这个会议上总结出9年来国家和地方共支持电子信息应用贷款92.5亿元，利用这些贷款取得了150亿元的经济效益。这次会议的一个议题是“三金”工程，会议还组织了“金桥”设计者们对“金桥”卫星网工程的讲座，表明“三金”工程进入了前期准备阶段。记得这个讲座在国务院二招一个礼堂举行，我的脚都冻僵了，可激动得手心出汗。
1月14日，华胜计算机获得SUN公司Sparc板级技术的转让，在技术转让签字仪式上，华胜计算机公司还发布了用获得的板级产品系统集成出国产第一台RISC工业控制工作站。20天后，华胜STD286通过鉴定。
1994年2月5日我国公用分组交换网通过邮电部电信总局的验收。历时5年建立的这个初期分组交换网CHINAPAC，全国976个端口，约千个用户，1993年9月开始试运行。为什么在当初邮电和电子不相往来之时我会获得这条消息？那是因为，在1994年1月24日我在《中国电子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从令人震颤到令人振奋——1993年中国通信市场建设回顾》的文章，此文中谈到了1993年我国通信市场总投资达365亿元较1992年加了一倍。建成7条光缆（包括一条海底光缆），总长度约为3600公里，在世界30多条光缆中，半数以上有中国通信的股份。微波干线3400公里，19个卫星地面站覆盖中华大地。到1993年电话累计装机量1700万门，城市电话普及率10%，BP机用户560万户，手机用户64万户，较1992年有256%的增长……这些数字从绝对值来说与现在相比不值一提，但从增长率来看，那是多么令人振奋。这篇文章被当时邮电部电信总局副局长郝为民读到，是他坚持一定要在CHINAPAC验收会上邀请我。
20天以后（2月25日）一辆辆豪华的轿车驶入钓鱼台，计算机界名流云集芳菲园，参加IBM与长城合资公司——深圳国际信息有限公司成立庆典，合资企业当初投资1000万美元，长城计算机公司占49%的股份，IBM占51%的股份。当时合资公司是在IBM公司最难过的日子刚过的背景下成立的。1993年IBM公司有81亿美元的亏损，裁员4.5万人，不过郭士纳总裁上台8个月后即扭转乾坤（1993年第四季度开始盈利3.8亿美元）。
第二天（2月26日）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日本东京电气株式会社、台湾英业达集团（马来西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合资800万美元组建“北京商融电子机械实业有限公司”，专门生产商用收款机和终端机。5月31日，由长城、四通、青岛电视机厂、日本欧姆龙等国内外多家公司开始组建“北京高腾商业电脑有限公司”。8天后，意中希诺达有限公司在北京签订投资600万美元的协议成立合资公司，也旨在生产专用计程收款机。为什么1994年收款机和终端机厂商这么活跃？这是因为，“金卡”工程专家们预计，中国在3～5年内至少有2000万台收款机市场。
这些公司今安在？在不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今各式各样的商店大多都用上了各种收款机。
1994年3月是个热闹月。3月14日台湾宏信息公司董事长徐湘生在北京举办“宏甲天下活动”，这是宏公司首次在北京举办这么大的活动。当时宏集团公布93财年营业额为18亿美元（谁能料到1996年猛增到年营业50亿美元呢）。3月7～8日郭士纳首次以IBM总裁身份访问中国（15年前他第一次访问中国，自1994年后他几乎年年在3月初访问中国，直到1998年才改为9月初访问中国），当年52岁的他在北京国际贸易中心举行的盛大宴会上说：“无论我多少次来中国，我仍然为我所见的一切发展感到震惊和鼓舞。IBM在中国的发展战略很简单，我们希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组成部分。”
在他短短的讲话中，郭士纳还谈到了贸易自由化问题。他说，IBM公司一贯支持自由贸易，面对保护主义政策，IBM一向挺身而出，从不畏惧。多年来，他曾在华盛顿上下奔走，以期待中美之间建立开明的经济关系。
此次郭士纳访问北京并没有接待记者，事后IBM公司发表了新闻稿，我消化了新闻稿，向IBM（中国）总部提问时还获悉，IBM对中国继续投资的实际行动不久就会表现出来。 3月21～23日微软总裁兼首席执行长官访问中国，不但把我累得够受，还把我气的够呛。实际上春节前我就接到微软北京代表处的电话，让我准备问题。我当时对着电话提出
了6个问题，之后顺便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6个问题。3月23日在香格里拉饭店22层见比尔·盖茨时我仍然是这6个问题。没想到把我安排和《国际电子报》的一个记者一起采访比尔·盖茨半个小时，采访前我说的问题他早已知道，让别人先提。我眼睁睁地看着时间分分秒秒过去，我没有提问的机会就打断了那位记者（我想他会理解我的，因为他已经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时间）开始连续提问。大概是微软中国业务总裁杨绍刚把我们的英语水平估计的过高，几乎没怎么翻译。那位记者事先准备了录音机把我的问题和比尔·盖茨的回答录走后 让他人翻好准备在他们报上发表。
我知道后急忙找到当时《国际电子报》副社长舒丕炯理论，记得我们站在玉泉路地铁门口吵了起来，舒丕炯作为我的朋友十分理解我，因为他能清楚地听到录音带里我提的6个问题，后来他在处理此事时特意在《国际电子报》文章开头署上了我的名字。
我受的气还不止这些，当时微软和电子部因中文平台之事闹得很僵，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把我对比尔·盖茨的4000字专访删去2000多字给我发表在最低版位上。怎么办？后来《中国电子报》4版主编王维胜（现任《电脑商报》总编）实在看不过去对我说：“克丽，你再写一篇报告文学我采用。”于是我的一篇8000字的关于比尔·盖茨的报告文学发表在6月19日《中国电子报》4版“世纪风”栏目上。至今回忆起来我对王维胜给我的帮助充满了感激。
我见到比尔·盖茨一点都不紧张，原因有三：他是首富，但毕竟是人，我们是平等的；他是首富，我是记者，是我采访他而不是他采访我，这点我占优势；比尔·盖茨英文无比的棒，但不会中文，我英文无比的差但中文比他强。
3月22日，北京的春风仿佛要把冬季残留的寒冷全部驱走似的，香格里拉饭店的门卫又一次为客人开大门，一群人簇拥着一位身穿藏蓝色西装、身高六英尺（和他见面后他告诉的）的“老外”出现在我的眼前。和普通知识分子相比，比尔的外表几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年轻（可能作为世界上最有钱的富翁，他实在是太年轻了），已经有 “将军肚”，浓密的金发，步伐轻盈。15分钟后我走进了他的房间里，他主动和我握了握手，我感到他的手特别地大而温暖，真诚而又厚实。看到我递上的名片，他显然有些慌乱，连忙掏出自己的名片，简单地自我介绍“比尔·盖茨，这是我的名片”。我听出他的嗓音有点“通俗歌手”（沙哑）的味道，而且又低弱，这种低弱的声音似乎带动着他情绪也显得低弱，我猜想一定是时差弄得他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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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尔·盖茨对面坐定，我仔细地观察了他的容貌，一双忧郁的大眼睛在眼镜后面凸出，镶着黄而发白的短睫毛，普通的高鼻子下面长着比一般男人小而薄的嘴唇，牙齿微黄而密齐，有趣的是比尔暗红色格领带居然系在裤子里，更有趣的是，3年半之后，我再次在北京和他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时候，比尔居然仍然系着这条领带。
我和他交谈的30分钟他总是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坐态，他回答我的问题时而仰天，时则半躺，用东倒西歪形容他的坐态一点也不过分，即使是好端端地正面坐着，他也不时地前后晃动，我敢肯定他童年一定有“多动症”，这些表现是“多动症”的后遗症。
后来我把观察到的这一切写出来并且寄给了我美国的朋友，或者在以后与朋友交谈中说出这个感受的时候，他们都不相信，有的比尔崇拜者甚至不能容忍，忍不住打断我的话说：“你知道你在说什么，他是美国人的梦。”
也难怪，我把美国人的梦境搅了怎么得了，不过我也没必要为他们的梦不写真实的感受。
后来我又在1994年、1995年拉斯维加斯展览会上，1996年6月的台北，1996年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展览会，1997年、1998年拉斯维加斯的展览会上，1999年4月康柏公司的“革新论坛”，多次见到比尔·盖茨，尽管他的微笑一次比一次可爱，对我来说哪一次都没有这一次的感触深。
给我感触深的还不止是他的外表和举止，更多的是他的情绪。和他交谈中间我明白了他的情绪为何低落，他当时怎么也不明白，Windows 3.1中文版为什么在中国受阻。他对
我说：“微软在Windows 3.1中文版上投入很多资金，且能降低价格，我们的目的是对每一个发布的新产品都很快地提供中文版，如果不让我们进行下去，我们只能受阻在外了。”
在此之前我准备的6个问题是Windows NT已发布几个月,销售状况是否符合原来的设想？评价一下Unix、OS/2 Warp及Mac OS、Windows（当时没有Windows 95）NT的市场前景？对于目前硬件平台的前途预测？对于Client/Server与主机系统的前途预测？对于用户面对这么多硬、软件,选择的困难怎么解决？微软公司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我在《中国电子报》发表的访比尔·盖茨的文章，主标题用的是“PC必胜”。比尔·盖茨回答我上述几个问题时说微软公司没有什么挑战和困难,让他来说硬件平台应该以量取胜。显然PC量最多，所以PC必胜。文章中说到，谈及操作系统软件平台时，比尔认为，Unix操作系统技术上是成熟的，但由于版权太多、标准太多给Unix系统市场造成障碍，1993年Windows各种版本已销4000万套，而Unix则仅销25万套。至于Client/Server与主机系统网络的前景如何，比尔认为大型机网络不久会衰落，取而代之的是Client/Server。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回答用户面对多种硬、软、应用、网络平台无法选择的问题时，比尔·盖茨显得格外的“本位”，他说有了微软产品主流情况好多了。
从他当时的回答来看，1994年初，比尔·盖茨对Internet的理解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否则他不会对Client/Server网络那么肯定。当然他给我的印象不像他回答我的问题那么清晰。或许是微软北京代表处太重视比尔·盖茨第一次到北京了，或许比尔·盖茨的名气太大了，反正我一见到他和他谈话半个小时之内我并没有感到他有什么十分惊异的、大胆的、与众不同的思想。我只是觉得他态度温和，特别是我要告辞时拿出了照相机邀请他与我合影时，他显得十分礼貌和友好。
偏偏我的照相机在此时出了毛病，我急得直跺脚也无计可施，于是，比尔也露出失望的表情。不行，我不甘心，在电梯里我检查了我的照相机，原来电池装反了（为了这次采访，我特意换上了新电池），我立即返回22层总统套房。可是他的随行人员阻止了我，他们说比尔需要休息15分钟，准备参加Office产品发布会。我的声音惊动了比尔，比尔同意我占用他一分钟，与我合影留念。所以在中国IT记者中只有我拥有与1994年3月比尔·盖茨到中国的合影。
3月26日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北京发布利方多元支持环境，包括提供多种语言、多内码、实时切换、动态翻译等特色，引起国内外Windows相关同行的关注。
在我1994年3月的作品中我发现了一件关于与英特尔微处理器芯片合作的事件。那就是在3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与英特尔公司签署技术合作协议，协议旨在将每年30万片386SX芯片、200万片8位控制器芯片在华晶电子集团公司进行后工序封装，中国获得此种专利技术转让。
当时英特尔已推出奔腾芯片，为什么还要生产386，为什么中国还要接受386后封装专利技术，为什么英特尔不转让486后封装专利，没有合理的解释。当时任首席执行官兼副总裁的贝瑞特（现任英特尔总裁）出席了签字仪式并讲了话。
在我3月的作品中还发现，当年爱普生在针式打印机市场十分活跃，3月18日，北京举行的日本东莞石龙新技术实业公司座谈会上发布，爱普生公司已占领70%的中国针式打印机市场，年销量40万台。从当年中国针打市场之王到1998年喷打市场之冠，爱普生在中国保持了4年的打印机强劲势头。
3月30日四通与AT&T公司签定系统集成合资意向书。直到现在签字仪式后记者招待会的情景还在我的眼前晃动，可是合资意向早已烟消云散。
紧张的3月刚刚过去，4月1日我应惠普公司的邀请和当时《中国计算机报》副总编王路去美国参加亚太记者大会。当时正值亚洲经济的黄金时代，亚洲各地市场一遍红火，亚洲记者们也跟着各国的形势红红火火地来到美国开会，会后还去美国爱达华州的波依西（Boise）工厂参加访问。
先是在旧金山开大会，大会现在看来没有什么新闻，只是公布了惠普的网络以100VG为标准的集线器等产品，还公布1994财年惠普 LAN和WAN各种产品将达2.7亿美元。
有趣的是此次大会本来安排4月5日下午采访Robert副总裁，我正在准备自己的问题时看到了一份4月4日出版的《每周电脑报/PCWEEK》周刊，在显著位置上醒目地写着Robert将要“跳槽”到Novell公司的传闻。这条消息使到会记者哗然，使本来轰轰烈烈的大会如同浇了一盆冷水般的扫兴。大会主席对此没有发表评论，只是取消了我原定的采访。果然在7个月后，中国举行的Novell活动上我见到了出任Novell总裁的Robert。
Boise这个连美国人都很少来的地方盛产土豆，能到这里参观惠普这个当时世界级的打印机工厂对我来说是个机会，Boise激光打印机工厂有5100名员工，月生产能力25万台，浅褐色的厂房把5个独立风格的建筑统一为一体。“U”字型的生产线约长1公里，每道工序用的专用设备几乎都是日本富士通制造的。身穿蓝大褂的工人表情严肃，一丝不苟地监视着全自动的生产设备。奇怪的是，他们的年龄大约都在40岁—50岁之间，甚至更大些。在回答我的问题时，有关负责人告诉我，这是惠普的优势，凡是在惠普工作的员工，没有退休一说，爱干多久就干多久，这个政策吸引了众多员工为惠普服务终生。
全自动的生产线，包装、焊接等所有工序都自动完成，每道工序完毕后都用红外线检测。最后一道工序包装、焊接、检测晶体振荡器，说是为了保证部件质量和晶体振荡器的安全。我发现当时惠普 Boise工厂还空着一条1公里长的生产线没有开工，这说明当时惠普激光打印机的月产能力为50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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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Boise后我们又去了芝加哥的S总部参观访问。当时已成立13年的SSA公司是一个1700人的软件企业，年营业额2.8亿美元。在SSA总部我见到了在IBM工作过28年的Larry副总裁高佛力，和具有27年IBM工作经验的罗德力副总裁。倒底是小公司好（只是相对于硬件公司来说SSA才是小公司）这么多副总裁接待我们，当然副总裁一多我要想问的问题也必须多。
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高佛力对于Client/Server网络结构的看法，他说，对于用户来说，不应该追求某种网络结构潮流，决定采用那一种网络结构一定要全面研究自己的网络建设前期条件，例如中国政府部门都购买了大型机，管理模式又为集中管理，那当然还是主机网络对工作最有效。
在SSA公司的开发部门专设国际开发部，每个语种开发组前都排有这个国家的小旗，这景像印象深刻。中国开发组有100多人，我看到了一份文件上的双字节内核中文化的标准。
回到1994年4月，我回国后第六天参加了Sybase北京研究所成立大会，大会宣布，Sybase公司将其数据库源代码引入中国。这是我作品中最早的一篇关于源代码进入中国的报道。现在这个研究所还在吗？数据库源代码对中国软件业有意义吗？写到这里我接通了Sybase（北京）公司的电话。据Sybase市场总监吴雨提供的材料表明，当时的Sybase北京研究所已改成Sybase（北京）公司技术部，当时的源代码进入中国已为中国软件商在Sybase数据库上开发应用软件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这次源代码开放比Linux源代码开放提前了4年的时间。在这4年中，Sybase将ASE11.5c移植到IBM OS/2上，并开发了内部使用的QuaSR（此工具运用于Sybase Server前端产品测试等）。 1994年4月底，邹家华副总理出席了在美国举行的电子部与IBM签署的广泛合作协议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括双方将投资上亿美元的十几项合作内容，执行时间延至下个世纪。合作内容包括，由IBM（中国）公司与电子部吉通通信有限公司联合组建合资企业，IBM公司 提供多种先进网络系统相关技术（当时IBM公司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络公司）。
合作的第一个阶段，是合资企业将协助中国有关城市设计、安装局域通信网络，同时协助建立一个主干网络，将各局域网络系统连为一体，组成全国性网络。同时IBM公司被指定为“三金”工程和电子部参与的主要信息工程的咨询机构。IBM将在上海成立独资软件研发中心，在北京、上海、广州成立开放系统的网络中心，协议明确指出电子部与IBM共同将PowerPC技术和产品引入中国，同时开发能够用于PowerPC平台的应用软件。
这些协议执行的怎么样？因为还没到21世纪无法检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开发能够用于PowerPC平台的应用软件这件事儿至今没听说过。
IBM（中国）公司趁热打铁，5月5日在北京宣布AS/400小型机第5次更新。在新闻发布会上我注意到，当时AS/400基本解决好了Unix商用软件的移植问题。
是趁热打铁还是巧合现在无法查询，5月5日这天，IBM（中国）PC部也举行发布会，发布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IBM（中国）PC总经理谢克人。这位精干直率的香港白领对我说要重新夺回失去的中国PC市场。记得发布会是在凯宾斯基饭店举行，谢克人笑嘻嘻地说明年内IBM PC在中国要成为第一，我提问1993年IBM PC在中国有多少销量，回答为8000台。台下轰然，紧接着有记者提问，他说去年8000台明年就要达10万台有这样的速度吗？台下记者们又大笑，一时间谢克人还是用笑嘻嘻的表情作答。接着OS/2 Warp在中国的宣传开始。
不过，令人佩服的是根据第三方调查公司的数据表明，1996年IBM PC在中国市场果然占有率第一，谢克人从此名声四起。在1994年以后的时间里，不断传来IBM公司盈利的消息。
眼看着IBM（中国）PC、OS/2 Warp小型机等这么火，苹果公司也急了，6月1日在香格里拉举行“苹果电脑科技交流会”，交流会场面很大，也很热闹，还有精彩的演示。当年的演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香格里拉饭店大宴会厅中分别演示Pentium和PowerPC芯片组成的整机（Power Mac）在生成立体弧圈旋转的比赛中，Pentium傻眼了 ，全场掌声响起。
不过苹果刚刚成立的北京代表处也明白，光技术好在中国是不够的，于是在大会上宣布，要在中国建立开发商队伍。
如果说1993年是数据库厂商大闹中国市场的一年，那么可以说1994年是网络专业厂商在中国扎根的一年。当时3Com、Bay（1998年被北方电讯收购）、Cisco等公司，处于刚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或正在筹备设立办事处阶段。只有Novell这个公司通过澳大利亚（亚太总部）来遥控。5月23日，Novell公司从澳大利亚来了3位“老外”组织记者招待会。当时Novell公司已成立13年，1994财年营业额可望达20亿美元以上，并且刚刚收购了Wordperfect，在中国70%以上的PC网络市场用NetWare系列。
Novell应该说在中国有天时、地利的市场机会。这些“老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在中国设不设办事处只是形式，Novell产品服务是通过打国际长途到澳大利亚解决。我们到会的记者一听这话就觉得不对路子，加之当时京交会召开时我又看到冒充的Novell代理，我觉得Novell这个公司怎么就这么不明白呢，于是提笔写出了《网络市场看好，切莫坐失良机》一文。不过后来Novell公司倒是开设了办事处，服务也不用通过国际长途电话来解决了，那是一年以后的事了。
1994年是外商在中国投资继续升温的一年，5月26日优利公司在中国成立了独资公司，当时优利公司经济状况空前的好，1994财年利润增长17%，在中国装机总额为4亿美元。
6月6日IBM（中国）公司在北京宣布推出两款PowerPC工作站叫RS/6000 PowerPC内置80MHz PowerPC 601处理器。
40两天之后硅谷传出令整个业界震惊的消息，这个消息的余波至今没有散去，那就是6月8日惠普宣布了英特尔与惠普共同开发64位RISC芯片。我听到这个消息当然也很激动，我认为惠普的RISC技术和英特尔的批量生产及应用软件的继承性一定会使32位向未来64位平台平滑过渡。整个业界都十分看好此事，正巧6月10日惠普主管芯片的副总裁麦克尔·马洪访问北京并和记者们举行了RISC芯片技术研讨会，我在此次会上一马当先提问。回答我问题时马洪先生说，PA-RISC 8000不会与英特尔联合开发的芯片对接，5年之后，英特尔与惠普共同推出的9000系列。
当时他说，与英特尔公司合作的CPU芯片将把缓存独立于CPU芯片外部。
5年过去了，只是在1998年下半年听说过IA-64位推迟到2000年发布，及惠普与英特尔在IA-64位问世后还各推各的品牌两则消息之外，没有其他关于IA-64位体系结构变化的任何消息，只有1999年改名为ITANIUM的消息。不过我知道IA-64位的任何技术性的变化一定会在保证Wintel 32位应用软件平滑过渡的基础上，否则任何突飞猛进的技术变化是没有意义的。在这次访问中我还特意提及惠普/英特尔芯片的工艺问题。由于当时砷化镓技术“炒”得很热，我就问及是否在合作芯片中采取砷化镓工艺，答曰，不会的，仍然采用CMOS工艺。
接着6月10日DEC公司总裁罗伯特·帕尔墨访问北京。其实我在1994年3月份就知道了此事，当时DEC（中国）主管政府关系的张报昌请我吃了顿午饭，“午饭”内容是商量6月中旬帕尔墨访问北京的安排。我告诉张报昌，现在DEC财政状况不好，记者一定有这方面的问题要问，帕尔墨会很为难，所以建议帕尔墨不要找“悬崖”跳。但DEC（中国）当时想利用帕尔墨来中国作为新闻由头，怎么办呢？我建议他举行宴会讲话，邀请记者参加。没想到6月10日DEC（中国）公司果然这么办了。可笑的是1997年夏季，帕尔墨再一次来中国访问，DEC状况更加不好时，DEC（中国）仍然采用这种安排方式见记者。
在我1994年7～10月的作品中出现了许多类似介绍中国计算机总况的、争辩式的文章，这些文章当时是源于5月份新华社几位记者写出了关于中国计算机产业“引狼入室”、“与狼共舞”之类的文章。当时我不同意他们的某些观点，长城集团、电子部主管也打电话给我谈及此事，并希望驳斥他们的错误观点。我也觉得有必要向广大读者介绍一下当时计算机产业、市场的现状。我认为，如果鼓励外商到中国来投资，就不要说什么“引狼入室”。有些中国当时不能生产、制造的设备，例如高端机、集线器、路由器、交换机等，中国网络建设又急需，就要买。这就是现实，没必要唱“高调”。后来“引狼入室”之类的文章又扩大到《经济日报》上去发表，我读后觉得很莫明奇妙，立即打《经济日报》总机找到杨崇德总编说明我的观点。始终和我没有见过面的杨崇德总编，他只用了大约20分钟的时间听完了我的观点即和我约稿。当时我在家正准备高级职称外文考试，立即放下手中的英语书提笔写了大约4000多字的评述，《经济日报》很快在7月20日特刊头版头条发表，经过我的好友王玉玲（现任《经济日报》产经部主任）精细加工后的稿件，标题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用改革开放的眼光来对待中国计算机市场》，并以记者来信为新闻体裁加了编者按。文章中我以中国计算机贸易顺差、外商投资为论据说明了“洋电脑”来了我们不应害怕或者充满敌意，并以改革开放为时代背景，说明中国计算机产业走向世界，世界走入中国的现象是正常的。
事过5年，证明我当时的乐观态度是对的。1996年联想电脑市场占有率首次成为国内市场第一，并在1999年成为亚洲市场占有率第一。我国1998年计算机贸易连续6年顺差、出口额撞百亿美元线，这些事实都是我当初观点的历史证明。
回到1994年的5月，5月底联想宣布对已售出的14万块汉卡进行第9次更新，同时宣布推出经济型系列PC，这是对联想当时的PC产品结构的重大调整，回想起联想PC的过程，经济型系列的推出可以说是联想PC“价格战”的导火线。 就在经济型PC推出的前后，我接到了联想集团柳传志总裁的邀请，在钓鱼台国宾馆吃饭。这真使我为难，因为在此之前有关的报道都是由王维胜负责，我们私交不错，特别是关于比尔·盖茨访问中国一稿的处理上他对我的公平使我不可能去“呛行”（新闻界不成文的规矩），但是又不能不给柳总面子（应该说是他当时太给我面子，我们应该互相给面子），于是我对王维胜打了个招呼去了钓鱼台。
实际上那天柳总请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其他报社的记者，柳传志当时特别想在PC上大干一场，想听听新闻界的意见。我毫不客气地又吃又说，我说计算机硬件整机产品利润低，联想当时利润也低，做大批量的PC生产不是不可以成功，关键是利润怎样上去，要得利润就应该抓系统集成和软件。
关于硬件利润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到1999年初，我因写一篇文章找到杨元庆才得到答案。原来ＰＣ硬件大批量生产销售的利润秘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资金周转率。当时杨元庆告诉我，联想ＰＣ公司资金周转率已达8次／年，这可是个世界级的水平，也就是说，如果联想ＰＣ产销一次的利润是1%，那么一年下来利润率一定是8%。
果然，从1994年后联想科技的系统集成和1998年注资金山，与ＣＡ成立软件合资公司的行动开始了。
6月29日我参加了北方电讯和电子部签署合作协议的发布会，这个协议旨在2010年电子工业全面普及制板热焊使用的低固态助熔剂焊剂，使焊接后的印制板上残渣不再用CFC-133等污染环境的原料来清洗（简称免洗技术）。据了解，1994年我国电子工业的电真空、半导体、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外部设备产业用于印制板清洗的各种破坏臭氧层物质达7785吨。当时，大连显像管厂、丹东调谐器厂、成都前锋无线电厂等6个厂成为免洗技术的试点。我当时没有见过免洗生产线，到1996年6月28日我在台湾宏参观PC生产线时突然惊醒，原来这就是两年前我听说过的免洗技术。
6月底我还第一次听到、看到无线网络联网设备，这种设备对于中国存在资金缺乏问题的任何建网单位来说，可以省去十分之九的资金，更重要的是还省去了十分之九的建网时间。因为采用了扩展频谱技术，无线网络还不需要专用无线频率许可证，把同一频率加上编码扩展到65280倍，瞬时功率只需100mw，这种技术今天还是那么令人振奋，我挥手在《无线网络中国赞》中写下了“无线网络，你出生在中国当代的好时机”的句子。后来在此文章发表后的两周内我收到了无数的电话、来信要打听这种设备，一连几天我办公室的电话及我办公室周围各编室的电话都被读者占满。我要向每个读者解释这种设备，可气的是出售这种设备的单位根本不领情，一个小小的广告也不肯做，活该，是他们自己损失掉了生意机会。
在我15年的记者工作中常遇到这样的事情，这只不过是比较典型的一例罢了，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厂商真的想做生意（而不是喊口号），一定要将宣传文字和广告配合才有效果。
就在无线网络研讨会的同一天，华大集团（当时北京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宣布首批中文显示加速芯片，不知这种中国设计的中文显示加速器后面如何，反正当时声称1994年有10万片投放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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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底，Oracle(中国)公司宣布，1994年在中国营业额为1100万美元，直至1996年,每年都宣布自己的营业额，其中1996年营业额达到了3000万美元。后来自总经理冯星君辞职之后，Oracle(中国)公司再也没宣布过自己的营业额，当时Oracle总公司营业额为20亿美元。随后的7月22日Oracle(中国)公司还宣布追加600万美元，在中国成立生产“中国第一个数据库产品生产基地”。现在看来这是Oracle(中国)当时针对4月22日Sybase(中国)研究所成立的一个市场行动，而没有实际的意义，更没有实际的行动。可是我当时“扎实”地激动了一番，在这条消息旁边还写出“喜看资金技术产品三年到位”的短评。这篇短评成了历史的嘲弄，我和当时参加会议的记者是这个嘲弄的见证。
Informix北京代表处也不落后，在Oracle(中国)公司两次活动之间的7月16日宣布了在中国正式推出Online DSA 6.0版多处理器并行数据管理系统。
7月初，我在邮电部数据通信局获悉，上半年进入邮电部数据通信网的计算机用户达4000户，现在看来这个数字太少，可是当时这个数字意味着是前3年共1200户的3倍之多，当时我在这条消息的导语的最后一句评论是“这表明，我国计算机数据通信开始起步”，2000年中国网上用户达1000万。
整个7月份我获悉了好多1994年上半年总结式的消息，最大的一条消息是康柏公司跃居PC销量之首。也就是说康柏公司从1994年上半年开始称霸世界PC产业和市场。还有IBM公司在1994年上半年连续三个季度盈利，惠普公司94财年上半年营业额达119亿美元，SGI、Oracle、微软等公司也在1994年上半年取得了平均增长20%以上的业绩。可以看出1994年是世界IT厂商的上升时代。
1994年7月27日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在北京发布其市场策略，当时美国国家半导体是放弃CPU和Dram市场，从信息传输和信号转换切入市场。这次发布会我迟到了，我迟到得太不像话，甚至一进门就看到所有的记者已经走出会场，原来散会了。我当时很不好意思，连忙到讲台上道歉，过后又要求主讲人再给我简单介绍一下，谁知我听了不到5分钟我就忍不住提出了问题，我问：“信息传输和信号转换半导体产品怎样解决品种多与上批量的矛盾。”当时，亚太区副总裁白礼浩告诉我，产品的系列化是解决品种与批量矛盾的方法之一，同时要在各类产品生产调度中保持工艺过程的简化和灵活性。并且还对我说将技术和工艺转让给中国半导体产业不存在任何障碍。
8月1日，我应一位朋友的邀请访问IDG总裁麦戈文。其实当时我对麦戈文不感兴趣，只是当时业界说麦戈文有一统中国IT媒体天下的野心。当时鼓励外商在中国投资，又说他投资是有野心，我心里有些想不通。再说，我当时虽是《计算机世界》的特约记者，但不是IDG属下的任何媒体正式记者，即使得罪了他也没什么。我在香格里拉饭店见到他时，发现他身材高大，思维敏捷，他对我说“赚钱是小，发展是大”的经典语句，不仅使我今后看问题上升到一个高度，同时我相信也会成为我今后成就事业的警句。重要的是麦戈文也教会了我活力、乐观、毅力是成功的要素。他对别人说他是野心家一点也不在意，他说野心就是雄心，没有什么不好，整个访问由IDG亚洲总裁熊小鸽陪同，从此我们成了朋友。
1994年8月29日天气很闷热，我被邀请参加吉通亚公司与IBM(中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北京吉友信息网络研究与开发有限公司签字仪式。签字仪式地点设在万寿路宾馆，我从家里赶到宾馆门口发现气氛不一般，到处都是警卫把守各个角落、出口。一个合资公司签字仪式用得着这么隆重吗。等我进了会场，发现胡启立部长也身着西装，走进了会场。不对，胡部长参加会议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谱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久，只见一位气宇轩昂的年轻黑人带着一伙气质不凡的美国白人走进了会场，原来美国商务部部长布朗一行也应邀参加了签字仪式。
由于布朗的出现,会议气氛当然不同，做为本来就排不上号的专业报记者的我更排不上号了。连新闻稿都没有轮到，只有抄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新闻稿（还好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总是给我方便）。我对布朗部长的印象好极了，我觉得他儒雅的举止不仅是黑人的骄傲，也是美国人的骄傲。大约在几个月之后他因飞往中东飞机出事而死，我伤心不已，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一个黑人比他的气质更吸引我。我至今认为布朗是黑人中的一代天骄。如果他不是美国商务部长，我也会这么认为。
1994年英特尔公司在中国开始活跃，在副总裁贝瑞特访问中国不久，英特尔总裁兼首席执行长官安德鲁·葛鲁夫9月1日访问中国。此次访问之前，当时负责英特尔中国公关的庄海欧先生十分紧张，他早早地预约我出席记者招待会。
1936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安德鲁博士，1960年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获化学工程学士学位，1963年获加州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1968年创建英特尔公司，1979年被任命为总裁，1987年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当时我见到他时觉得他疲倦，我以为他和我们出国一样，因时差而造成疲倦，没想到他已身患重病。他在首都新闻界发表讲话时认为，PC工业已具备进入世界第一大产业的条件，并且已经完成从纵向工业走向横向工业的转变。他认为在未来5年中，英特尔总量仍占世界半导体85%的市场，它正在向标准化多处理、性能伸缩、SNMP和DMI方向发展。
我听完他的讲话当然第一个提问，会场很小，我坐在他正对面，正好拍照。我问了两个问题：英特尔与惠普公司合作的进展细节及一种芯片可以运行多种操作系统是否会使芯片速度衰减？安德鲁博士回答我说，未来64位芯片不仅可以运行原有英特尔芯片的应用程序，还可以运行惠普公司的现有的应用软件。
多种操作系统的运行不需要芯片本身在设计上向各种操作系统妥协，当然多种操作系统的运行不会因芯片本身的设计造成速度的衰减。不过至今我仍然认为多种操作系统在同一芯片上运行一定会造成芯片速度的衰减，也就是说到现在我还没明白安德鲁·葛鲁夫的话。
1998年5月4日，安德鲁再次到中国时，我因康柏收购DEC后的第一次会议去了纽约，没有见到他。
1994年也是在OS/2与Windows竞争激烈的一年，OS/2 Warp与Windows 95之争达到了高潮。9月7日，IBM(中国)在北京宣布了OS/2的中文版，当时我在新闻发布会上问了许多问题后发现，OS/2 Warp和当时Windows 95相比，两者都是32位操作系统，后者可以使用DOS/Windows所有的应用软件，也就是说可运行3种不同操作系统的应用软件52万种，前者除采用了抢占式中断结构，实时性强外，只需6M内存就可运行，当时价格为980元一套。美中不足的是当时OS/2 Warp只能运行DB2数据管理系统。会后每位记者免费得了一套OS/2 Warp。
几年以后一些专家回忆起OS/2 Warp时都说，这真是一个极好的操作系统，只可惜没有在市场盛行，怪谁？怪IBM公司。
9月份正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45周年，《中国电子报》组织记者撰写纪念性的文章，撰写计算机产业发展文章的自然是我，本来这种任务性的文章只是应付差事，放开笔“歌颂”一下了事。可我认为这是一个上大稿子的机会，何况我还有一些平常不敢说的话要说(当时有人主张用自己研制的386芯片和自己研制的操作系统)。在《共和国信息化火种──为我国计算机事业而作》一文中我斗胆写道：“不用世界流行芯片，难道还要从386、486芯片设计、研制、生产做起？不用世界主流操作系统？难道还要从汉化操作系统研制起步？除非再次封闭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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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下半年Windows 95的宣传就开始紧锣密鼓，当时微软声称在3～5年内要用Windows 95取代DOS/Windows，还有人说Windows 95并不是完全的32位操作系统，部分代码为16位等等，就此微软(中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否认了后一个问题。当时我问出Windows 95是否可以支持其他硬件平台的问题，得到的答案是：Windows 95只用于英特尔平台，而NT则是可移植的操作系统，它已经能够在英特尔、MIPS、Alpha、AXP、PowerPC和Clipper等计算机上使用。
果然在1994年之后的3～5年内Windows 95替代了当初的DOS/Windows操作系统，并且除了英特尔平台(及其兼容机以外),Windows 95已没有必要支持任何其他的硬件平台。
在此之后不久，微软北京代表处总经理杜家滨对我说，由于与电子部计算机司在Windows中文版上观点不同，又不能达成一致，微软北京代表处可能会撤到香港去。当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仔细想后觉得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因为我与杨天行司长有私交，告诉我的话很快能传到杨司长那里去。正值改革开放热火朝天的1994年，哪能让外商撤走？微软北京代表处是不是吓唬我们？管他是什么目的，我决定扮演传话筒的角色。不久我在一次会上见到杨天行司长，把他叫到一旁对他耳语了杜家滨的话，谁知杨司长听罢哈哈大笑，然后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放心，小刘，微软是不会撤走的。我真佩服当时杨司长的信心，可仍然不放心。9月15日微软副总裁查尔斯·史蒂文斯到中国，借微软北京代表处安排我专访之机，我专门就他们去不去香港的问题问了他。查尔斯的回答果然正如杨司长所说，微软公司不会走，而且还想在上海、广州设立办事处。算是上了杜家滨一当，但这当上的我一点也没有怨言，若干年之后我提起此事，家滨连连摆手说，别提这事了。
在后来的两年多时间我受到了来自国内方面的压力，说我是“卖国”性的观点。我不得不再次拿起了笔连续在《中国电子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上发表6篇题为《走向新的平衡》(上、中、下)、《一退到底，还是一往直前》(上、中、下)的文章，认为某些人对当时计算机产业看法存在着误区。
我认为，六七十年代外国的封锁和中国的封闭使计算机硬件不得不“从头来”。而地球在不断地旋转，在全世界走向和平、进步、经济发展的时代，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条件发展自己的计算机工业。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当时把计算机工业孤立起来绝对是个极大的误区，计算机工业一定要用计算机市场支持，否则是更大的浪费。还有，计算机工业需要计算机软件、服务业来支持，没有计算机软件、分销商支持的计算机工业是“残废”的计算机产业。然而当时我没有从这样的高度去认识中国计算机工业。
不仅仅是我没有这样的高度，当时许多政府高级主管也只是在谈计算机工业投资。仿佛要把中国变成外商们的生产“车间”似的（事实上现在就是如此），根本不管投资以后市场怎样开拓。现在则不同了，我们都和中国计算机市场一起“长大”了。
1994年9月19日，SGI高级副总裁颜维群博士访问中国。这位1954年出生于台湾的“山东汉子”，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SGI公司惟一的上层领导，据说他一来到SGI就接手收购MIPS公司的业务。当时我采访他时和他谈的十分投机，我问他SGI的技术会到中国来吗？他说，SGI不排除MIPS芯片在中国投资的可能性，我问他SGI会放弃NT操作系统的支持吗？他说一定会放弃，这是因为如果SGI支持，全世界操作系统都会“命系微”了。
事情已经过了5年，MIPS芯片没有在中国生产，SGI也于1998年11月正式推出NT工作站，难道是颜维群副总裁对我撒谎吗？绝不，他犯不上对我撒谎，我只能理解他在SGI内部斗争中失败。
就在DEC财政状况继续恶化的1994年(整个财年亏损5.2亿美元)，该公司在8月份以1亿美元将数据库业务出售给Oracle公司之后，9月20日发布了主频为300MHz的Alpha 21164芯片及其专门为21164设计的DEC Chip 21171 PCI核心逻辑芯片组。
在这前一天，在我作品中消失8年的刘迎建以中科院智能系统公司总经理兼博士的身份邀请我参加汉王笔5.0新闻发布会。我在发布会上提问，手写输入技术空间是什么，刘迎建回答说，笔输入技术发展存在硬件的极限，但是放宽识别率和加速识别速度仍然有技术空间。
9月24日华胜举行HS-6000过程输入输出模板工控PC系统定型会。久违了各种定型会，现在的记者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定型会。这次定型会产品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到现在再也听不到什么工控机的声音了。我始终为我国工控机设备没成气候感到遗憾，可这个会也有一句话使我牢记在心，那就是：“向家用电器界面目标前进”。至今计算机、工控机的界面也没发展到这个程度。
在1994年10月5日中国普惠(1985年6月20日成立)宣布获得了ISO9002资格认证书，这次宣布不仅使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ISO9002，同时还知道了从1987年起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出了ISO9000系列标准监督企业的整个质量保证体系。
10月12日慧智办事处宣布要在北京建一条年产10万终端的生产线，并在北京设立研究开发中心。发布会上也说慧智公司通过了ISO9002认证，年营业额4亿美元。在座的记者，都觉得慧智会像他说的那样。5年过去了,终端生产线，研究中心都不了了之，这是对所有厂商、记者的一个教训，以后小公司给中国市场的承诺要有人监督，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9月底，“金长城”PC问世，当时长城集团总经理卢明接受我采访时对中国计算机市场三个世界的划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中国整机市场上的PC机可分3个档次，进口品牌机、国产名牌机和兼容机，如国产名牌机系数为1，国际品牌为1.3～1.5，兼容机为0.6～0.7，消费者根据自己不同的经济状况和用途来购买PC。卢明对PC“三个世界”的划分至今还在市场上起着作用。
10月7日微软北京代表处在北京推出NT3.5版，从此将NT分成服务器和工作站两个版本。其原因是由于当时NT3.1版包含服务器与工作站前端支持，内存需16MB方可运行，由于价位过高，所以将NT裁剪成前后端两个版本。以此推出的NT3.5服务器全面修订了TCP/IP和IPX/SPX协议，加强了与Unix操作系统之间的通信功能，以及增加了从Novell NetWare自动迁移到NT网络的工具。现在再看NT3.5的市场策略是拉住Unix打击NetWare。果然，在5年之后，NetWare市场势力减弱(当然不完全是由于NT3.5的原因)，NT直逼Unix。
10月11日，SUN北京代表处宣布其64位RISC UltraSparc芯片，当时使用0.5微米、CMOS工艺，4级超标量RISC芯片，主频为140MHz～200MHz。几乎在其宣布的同时，长期与SUN技术合作的伙伴华胜计算机公司也发布了与其兼容机配套的CLEEX V.30及华胜汉卡I型与汉字排版系统的InfoMAP应用产品。
10月4日韩国三星集团宣布在中国成立第五个合资企业，投资达3亿美元，当时宣布1993年三星集团的电子公司营业额为109亿美元，1994年可望达到143亿美元，真可谓三星电子公司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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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中国数据库市场激战开始。10月13日Informix在中国宣布了面向对象开发工具NewEra，并说在中国市场增长速度300%。10月14日Oracle(中国)宣布Oracle数据库进入冶金部的鞍山、宝山、马鞍山等8大钢厂,还宣布如果购买Oracle应用软件可以免费得到Oracle数据库。11月3日，Sybase总裁马克·霍夫曼在人民大会堂宣布1994年营业收入可望达6亿美元，进入中国市场3年中营业额每年以100%的速度增长，将总收入的50%投入中国和亚太市场。10月20日由太极公司牵头，3家企业共同集资1400万元成立了华旭金卡责任有限公司，当时华旭公司表示，1996年要生产500万张卡发向社会，1998年要生产出2000万张IC卡及相关配套产品。
10月底国内网络市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IBM(中国)公司宣布集成网络产品，包括具有ATM的分布式Cient/server网络控制器，还宣布125、145、175这3种型号的路由器。DEC宣布其集线器每年有12亿美元的收入。惠普公司干脆成立网络事业部，推出100VG标准（事实上100VG在1996年就消失了）。当时Chipcom、Synoptics、Cisco、3Com、Novell逐鹿“中原”。11月5日Chipcom高级总裁访问北京，Chipcom首席代表谭智（现任微软中国公司渠道总监）慷慨激昂，声称集线器会向高端发展(Chipcom公司当时拳头产品为高端集线器)。也就是在10月份，第二大路由器厂商Wellfect公司与占50%份额的集线器厂商Synoptis合并成了Baynetwork网络公司。 11月8日重返中国市场的苹果公司在北京举行中国首家电子彩印的开业典礼，苹果公司总裁司文德到会祝贺并参加剪彩仪式。当时传言苹果公司要出售给SUN公司，这种传言我不相信，因为当时SUN公司营业额只46亿美元，而苹果公司虽然经济状况不好，1994年营业额也能达到90亿美元。还有一种传言是摩托罗拉要收购苹果公司，当时年营业额达200亿美元的摩托罗拉公司有收购苹果公司的条件。在剪彩仪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又是第一 个向司文德提问。司文德说，苹果公司是不出售的。在回答我“是否可能在中国建立PowerPC平台产品生产基地”的问题时，司文德说：“我们已经在日本成功地售出价值20亿美元（1994年底）的计算机，超过了NEC在日本的营业额。相信我们未来在中国一定也会位居市场前列，我们最终的目的要达到在中国生产Mac PowerPC计算机。”
当时我轻信了司文德的话，那是因为我已对苹果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戴怀宗有了深刻的了解，他虽然年轻但不失稳重、稳重中又不缺灵活，对IT业的每一个事件都有独特的看法，总之我们的交谈十分投机。这么多年过去了，苹果公司的经济状况始终没有达到1995年时的高峰，司文德总裁早已离去，他那要在中国生产Mac PowerPC机的承诺也随他而去。
11月9日，英华网络公司、Chipcom公司在中国北京中化大厦首次采用ATM局域网。我当初只是听Chipcom公司说这是中国第一个ATM局域网，网络设备总价值70万美元，有1000多个网络端口，连接楼内的4个工作站及IBM AS/400小型机。网络部分包括端口交换以太网，包交换以太网，ATM交换骨干网、局域路由器和网络管理系统。网络设备采用7台ONcore智能集线器、3台Galacticam网交换机，2台ASN路由器。我现在要将这些写出来是因为可以使我们看到5年前的这些设备集成称为中国第一个ATM骨干网，5年后的今天这些设备陈旧得如“出土文物”。
从90年代初期我开始接触AT&T、北方电讯等国外电讯公司时，我就发觉他们的市场策略、公司文化与计算机产业完全不同。他们规模都很大，很骄傲（也很傻），大都是直销，市场上不活跃，有点像当年的邮电部下属工厂的风格。北方电讯公司在11月初找我参加他们在上海、广东成立合资企业的签字仪式。在这个会上我获悉他们已经在中国投资了2.3亿美元，这样的投资对于国外计算机厂商来说可以说是个天文数字。而当时北方电讯全球营业额不过90亿美元（当时IBM公司营业额640亿美元，在中国投资不到3000万美元），在中国营业额达4.1亿美元，在中国建立了5个合资企业和培训中心。
11月10日我受DEC公司邀请去美国旧金山参加笔记本机发布会并去拉斯维加斯参观Comdex′94。当时我真的带着若干困惑上了飞机，为什么从来不开世界性记者大会的DEC，为了发布笔记本机产品竟然要在旧金山和纽约通过卫星召开世界记者大会?两年前64位RISC Alpha机的宣传也没有如此热烈。当时市场上已出现奔腾笔记本机了，为什么DEC公司才想起宣布486系列笔记本机，素以技术领先的DEC为什么会变得这么迟钝？
到了美国开会我才明白，原来当时的DEC内部出现了“PC派”和“Alpha派”，笔记本机的推出是代表着一个公司PC硬件走向全面成熟。在我的作品中我发现问世6年的笔记本机到1994年时有700万台的容量，当时IBM、Compaq公司的笔记本机配有340M、510M硬盘两种机型以及IBM 755C高档无源矩阵彩显笔记本机都出现了供货不足的现象，AST Ascentia900N也推迟交货4个月。当时IBM、康柏、东芝、苹果等公司已控制了笔记本机市场的50%，但30%的笔记本机增长率使DEC、Dell这样的厂商仍然有机会。就在DEC此次大会前不久,Dell公司推出了33/100MHz Dx4笔记本机，以比IBM ThinkPad 755C便宜1000美元的5099美元价格杀入笔记本机市场。
当时DEC PC机开拓市场不到两年的时间，1993年出货量为4万台，1994年达15万台，就在1994年底方正开始代理DEC品牌PC机。当时我问DEC有关头脑，为什么DEC笔记本机不从奔腾起步呢?答曰，价格8000美元的笔记本机市场暂时没有启动。从1993年起DEC开始做PC机到1996年DEC宣布退出PC市场时，DEC PC机寿命不过3年的时间。在这3年中，DEC PC每一款产品推出都令人叫绝，特别是1994年11月10日推出的10款笔记本机，Hinote Ultra10款机，突破了1.7英寸的厚度，重量为5.5磅，价格4399美元，即突破了5000美元大关。特别是它首次将硬盘扩展在主机下方的外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据说，在康柏收购DEC公司之后，中关村将这种型号更高的笔记本机甩卖价仅为2000元人民币，如此悲壮的事件记在了每一个与DEC笔记机相关的用户心中。惜哉，Hinote，笔记本机历史的纪念碑。
我很快忘记了DEC的笔记本机，因为Comdex′94在等待着我。从11月14日开始为期5天的计算机展览会展出面积为250万平方米，2200个展位，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厂商、参观者、记者达到19万人。虽然在1992年9月我来过这个会场（首届华人电脑大展Compuexpo′92），但我仍然对这么大的展览会很恐惧，我的英文和我的体力能行吗？（直到现在我都恐惧国内外的一切展览会，好累、好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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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一早，只见拉斯维加斯街上的“白领”如潮水般地向一个方向走去，他们大多数人不是去展览会而是去看比尔·盖茨长什么样儿。当年展览会上DEC公司最狂，狂到了展台上放着一辆红色的跑车象征Alpha和新发布的BookOlthal笔记本机。在我的作品里写着：“IBM在展会上占据了有利地形，微软Windows 95宣传疯狂，英特尔展台罗嗦(让参观者围着展台在他发的通行证上盖3个章才得个什么礼品)，日本计算机‘国家队’阵容强，亚洲展台冷清”。
写到产品，此次展会上PCMCIA卡第一次出现，当时它能将笔记本上的信息通过这卡接上电话线远程传输，真让人感到兴奋，回想起来这就是现在Internet的应用典型。后来文章发表之后接到不少人的电话打听这种产品。此次展览会我第一次看到人体工程学键盘。当时Internet刚刚兴起，整个展览会上到处都在发放Internet网络光盘，我好不容易挤上前去填好表格，小姐看后说这种软件没有中文。此次展会明显感到PowerPC与英特尔x86要一决雌雄，就在此次展览会上，IBM、苹果共同宣布PowerPC支持NT、Unix、OS/2、VMS、Windows 95等6种操作系统。
“无论从哪里到哪里，都会感觉自己是从一个赌场走到另一个赌场”，这是我在《′94Comdex花絮篇》写的开头。说实在的我一点也不喜欢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因为到处都是人为景观，如果说有一丝喜欢那就是夜晚的艺术表演，有幸的是几乎每次我能看到1场以上的表演。我在1992年9月、1994年11月、1995年11月、1996年11月、1998年11月5次来到拉斯维加斯所看到的，无论是大型歌舞，还是人体造型，无论是冰上舞蹈，还是大型魔术，都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第一流的演员，第一流的服装，第一流的布景，第一流的效果和导演、编剧。
据说，离这里700公里的洛杉矶好莱坞演员、歌唱家常来此走穴，许多身怀绝技、尚未出名的演员也靠这里的观众、媒体扬名。色彩千变万化的服装，融世界东西南北文化为一体，色泽艳丽而不失高雅，款式奇特不失品味，立体旋转的舞台，既能体现冰海沉船、悲壮宏大的场面，又可述说柔美缠绵的爱情故事。时而演员从天而降，时而主角又拔地而起。所有的演唱都是实时配唱，还能不时将你唤入真实的世界。一个名叫“myster”的表演，使人体的造型达到人类各种姿态的极限之美。
一个巨大灰绿球型深入地下旋转。两个健美男子身着灰色太空服，以慢动作表演，一个完美的扇型打开了，热烈掌声逐渐达到高潮之时，一个身穿条型大短裤的“小眼镜”从台上跑来跑去，对此表演不以为然，观众在惊叹之余一个拄双拐的残疾人来回客串，这一切只能使我感到极为不谐调的美与真实艺术永存人间。
在94Comdex展览会上还遇到了一件难忘的事。我与《计算机世界》副总编李良玉路过BSA（商业软件联盟）展台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那就是当时他们宣布世界每年因软件盗版损失营业额128亿美元，BSA展台工作人员听说我们来自中国专业新闻界，立刻约我们第二天上午11:00对华盛顿商务部进行电话采访。在李良玉的合作下，我们与商务部作了以下的交流：
问：怎样算出世界软件盗版的惊人数字？
答：我们认为一台硬件至少运行4种应用软件，如果拿“一个国家进口硬件平台×4＝应用软件价值”的公式算出的价值减去进口软件的价值就得出盗版软件的价值了。
评：当时我没有准备怎样反击他，他也根本不知道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用英文应用软件的。
问：你认为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相比那一种盗版多。
答：我们所计算的软
件盗版全部是指应用软件。
问：你认为盗版问题与厂商有关吗？在中国有些外商声
称连盗版中文软件都升级，你如何评价？
答：任何软件厂商不希望自己的软件被盗版，至于你说的现象我不知道。
从美国回来大约一周后我又接到了SUN公司的邀请去美国采访。12月3日我又前往美国硅谷对SUN公司进行采访。
这是我对SUN公司的第二次访问，为期5天的访问给我最大的收获是我知道了Java和HotJava，以及什么是虚拟现实。
在第一天对SUN公司总体状况介绍时，有关负责人边讲解公司结构，边反复强调SUN公司指导思想是“网络就是计算机”。我立刻打断他说，为什么在SUN公司6个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结构上看不出SUN公司“网络就是计算机”的指导思想？我这一问不要紧，台湾、香港记者也立刻提出各种问题。事后当时SUN北京代表处带我们来美的陈劲松先生说，咱们给亚洲记者带了个头。
“一个小木偶从计算机屏幕上游离了下来，我用手去抓，什么也没抓着”，这就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的虚拟现实。在SUN公司的实验室里有许多稀奇古怪的未来样品。回想起来，这些样品已产生了5年的时间，仍然没有普及。当时我回国发表的名为《真亦假来假亦真》一文中写道，如果真的用户虚拟现实，人与人的关系就会变成现在人与计算机一样严肃和难以沟通了……大量的信息流动是件好事，它使整个公司、整个社会都会发生变化，人们通过网络、E-mail传递信息，外交能力丧失，语言表达能力衰减…… 现在，我真的感到骄傲，在5年前我们就能预测到这一切后果。果然，当时预料的一切正在发生。现在有人把人的能力描述全部表现在处理E-mail上。真是对人本身能量的极大浪费。E-mail是方便，但是不是工作的全部。我们还参观了SUN公司的工厂和数据中心，当时给我感觉不同的是SUN工厂的工人大都是亚裔，可以身着沙丽之类的民族服装上班，领导们的办公桌上可以放着小玩具和家人在外渡假的照片，他们的文化是让工作放松。当时我看到整机厂和其他PC厂商装配过程不同的是，在硬盘中安装操作系统是独立作业。SUN公司的数据中心使用SUN的专用网，整个建筑1.4万平方英尺，整个中心清一色用的是SUN 公司的服务器。据介绍在1993年以前，使用的是IBM、DEC、惠普等公司的14台大型机和100台中小型机。现在用256台SUN服务器连接世界各地2.5万个节点，平均每台服务器外存容量约1GB。机房改造前需要24名工程师、操作员。改造后只需要9位工程师和操作员，同时占有空间减少一半。
当时正是Client/Server的全盛时代，SUN公司利用自己数据中心改造的例子反击当时的主机系统是十分正常的。
回国后正值国内厂商年终总结，我向《计算机世界》提议出台年终稿，并且采访了联想、长城、方正、华胜等计算机公司。12月28日出版的《计算机世界》头版几乎都被我的稿件占满，至今我看到报摘还沾沾自喜，并且对《计算机世界》刘九如、赵春燕、申瑶等人对我的支持说声：谢谢。
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1994年联想集团PC销量达4.5万台，板卡出口500万块，营业额46亿元。长城集团PC产量同比增长47%，销量增28%，终端生产增63%，销量增49%。方正集团营业额为18亿元。华胜集团营业额为3亿元。长江集团营收6.2亿元，工作站增长100%。这篇文章发表12天之后，在1月9日被《经济日报》要闻编用。
12月27日国际科技大学举行了“银河仿真机应用成果展示会”。当时我了解到投资500万元的银河仿真机售出12台，为国家节约了10亿元的科研经费。
我很激动地写下了《“银河”源源流长——银河仿真计算机技术市场赞》一文，没想到标题被人改成“银河枝繁叶茂”，不过见报时被王学武编辑改成了《效益为证》，我十分赞赏，至今对王学武的新闻感觉羡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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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外商在中国的状况为：IBM(中国)公司总营业额突破2亿美元增长40%，DEC(中国)公司总营业额为1亿美元，中国惠普公司在中国总营业额增长35%，AST公司在中国营业额增长40%，康柏公司在中国总营业额增长30%。
1994年，我国计算机贸易连续两年出现顺差，总贸易额22亿美元中，进口额为8.96亿美元，出口额为13.04亿美元。若含计算机功能类设备，贸易总额为47.8亿美元，其中进口额为19.8亿美元，出口为28亿美元，因此分别增长34%和779.5%。
1994年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我通过了外文考试(我竟然考的是我没有正式学过一天的日文)。1994年底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主任记者聘任书。
1995年初我的事业又有了转折。《中国电子报》社编辑王学武(现任《中国统计报》总编)是一个思维极其活跃而敏捷的人。当时他发现我评论性的文章之多，足以支持一个栏目，就向社长许金寿汇报他这一设想，立即得到许社长的支持。现在回想起来，无论是王学武编辑还是许金寿社长，他们所想、所做的都十分大胆。1994年底，也就是5年前就能为我个人设立专栏一定有报社内外部的压力，而我自己却浑然不觉，我认为我写的文章能否得到读者的认可，不在于是个什么栏目。我也万万没想到在“克丽专栏”设立3年之后又出现了众多的个人栏目。可以说，王学武、许金寿是专业报个人栏目的创立者。
当时我劝学武不要给我开栏目，我觉得自己很有压力。
记得学武满报社找我让我写上几句开栏的话和签名，我很不好意思，到处躲他。后来他十分严肃地对我说，这是报社的决定，不是你个人的栏目，你一定要配合和支持。我非常感动，提笔写道：姓刘名克丽，10年记者生涯、120余万字作品，用掉数公斤稿纸，几多辛酸、几多快慰。编辑部开此专栏，更觉压力倍增，身为女人实不想扬名立传，作为记者却愿名副其实，改写普希金长诗为序，以了自愿自勉之心。
我不想取悦所有的世人，只希望得到读者的欣赏。但愿我能更快、更实地写出时代的篇章，献给我的读者和我的灵魂一样。
眼看着5年时光过去了，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克丽专栏”写成《每周电脑报/PCWEEK》的“克丽观察”，更没想到个人栏目使我的采访和写作上升了不止一两个台阶。
我的作品剪报中完整地保存着“克丽专栏”第一篇《响鼓还需重槌敲——′94国际计算机产业、市场回顾(上)》一文。
1994年IBM公司营业额为641亿美元，全年盈利29.14亿美元，总营业额同比增6%。DEC 1994财年营业额为134.5亿美元，仍然亏损5.2亿美元。在这一年中，DEC分别将内存、外存、数据库部门卖给了昆腾、Oracle。惠普公司1994财年营业额250亿美元，订单量254亿美元，总利润为16亿美元，比1993年12亿美元利润增长22%。康柏公司1994年总营业额113亿美元。欧洲西门子利多富公司营业额117亿马克，同比减少2%，SUN公司1994财年营业额为46.7亿美元，增长9%，SGI公司1994财年营业额为15亿美元，连续6年平均增长35%。英特尔公司也就是在1994年营业额突破了百亿美元达115亿美元。EDS年营业额也首次突破百亿美元达100.5亿美元。日本富士通计算机营业额为148亿美元。台湾地区1994年出口额达115亿美元，增长10.5%，宏公司营业额32亿美元。
从我当时的作品中分析，1994年世界特别是美国计算机产业出现普遍增长的原因有：美国经济复苏，刺激全球计算机主体市场。美国政府放宽高技术出口限制，激励了美国大中型计算机公司市场势力向外扩张，涉及到了200亿美元的计算机销售额。信息高速公路的启动给发达国家计算机通信市场注入了活力。计算机价格战后萧条隐退。
1994年外部设备市场由于整机市场的带动，各类产品得到同步增长，1994年全球软盘销售为34亿片，3.5英寸软盘为主流产品，软盘机销售近6700万台，硬盘机全球销量超过5200万台，也仍以3.5英寸为主(占总销量的80%)。
1994年日本主体电子工业厂商在半导体产业中增加了10%的投资(NEC增加了12.5%；东芝也增加了12.5%，日立增加了5.2%，富士通增加了8%，三菱公司增加了20%)这些投资大部分用于16MDram生产线。除此之外，日本在1994年开始向CPU产业进军，他们通过与SUN等RISC芯片商合作的方式进行投资。当年富士通与SUN公司约定在两年之中共同投资5亿美元开发多媒体处理器芯片。
在软件产业方面，1994年最火的Novell公司收购了Wordperfect公司，营业额达到18.3亿美元。Oracle公司保持了在数据库厂商中的领导地位，营业额突破20亿美元。Sybase公司收购了自己的长期合作伙伴PowerSoft公司，1994年营业额为7.3亿美元。Informix营业额为4.3亿美元。
1994年中国通信市场仍然以50%的速度增长，市场投资总额近600亿元。这样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当时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全世界通信市场关注的焦点。
1994年美国所拥有的电话主线1.3亿线(较上年略有增长)，日本有6000万线，德国为3600万线，法国为3100万线，英国为2400万线，意大利为2460万线，俄罗斯为2360万线，1994年11月底中国拥有2607万线(包括农村电话485万线)、中国在1994年电话线路增长58%。
1994年中国移动电话用户为140万户，较1993年增长156%，BP机用户为990万户，不仅有86%的增长，同时当时就成为世界第一大移动通信国。1994年8月建成的DDN(数字数据通信网络)与CHINAPAC网叠加后覆盖了除新疆、西藏、甘肃、贵州所有的省市、自治区。1994年光纤光缆铺设累计达5.7万公里，较1993年增加1.8万公里，数字微波通信累计达4.4万公里，较1993年增加7700公里，1994年中国卫星地球站为18个，当时西藏40多个县区用卫星通信，开通国内外长途电话。
中国通信进展如此神速那来的钱?当时我采访了邮电部电信总局郝为民副局长。他说：77%的资金来源于各省市自筹资金，12%来自于国内货款，11%来自国外货款。这些数字表明，中国通信市场走向成熟，资金渠道来源比例正常。中国通信市场当时发展的速度也取决于两项正确的技术决策，即跃过纵横制，走向程控制，越过同轴电缆切入光纤光缆，使中国通信顺利地完成了人工到自动的转换和摸拟到数字的转换。
回顾1994年通信建设时，必须涉及7月19日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的成立，当时此公司用电力、铁道、国际、航空、公安、石油、交通等专用网承担部分公用通信业务，总投资额达10亿元。
1994年我国半导体集成电路市场增长32%，产量为2.6亿块，半导体集成电路市场为123亿元，集成电路市场总量为11.6亿块，人均消费量不及世界人均消费量的1%。当时，中国仅能生产200种5万块以上批量的品种，尚缺600种。所以集成电路高档品和小批量品种不得不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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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初正值Windows 95问世的前夕，IBM(中国)公司在中国对OS/2的宣传可谓“破斧沉舟”。1月10日在中国宣布已累积在世界装机800万套OS/2及其Warp版（32位），并且与中国粮油信息中心签约，IBM将在中国建立一个覆盖30个省市、1000个粮油仓库的OS/2、LanServer为网络操作系统的网络。
1月10日下午我还参加了一个十分有纪念意义的活动，那就是当时《中国计算机报》组织调查评选的DOS中文系统。当时在新世纪饭店世纪厅举行的这个活动很热闹。据对2000多位用户调查统计，10项测试综合分最高获得者是希望公司的UCDOS 3.1、超想CXDOS 6.0、明星中国龙ACIOS 3.1和联想LX PC PLUS 3.3，当时在10项测试17种指标中获14项优秀的UCDOS价格为980元（价格980元一套的还有中国龙）最敢向价格挑战是联想LX PC PLUS 3.3，价格为800元。
当时的场面、掌声，甚至奖牌的红色至今还能清晰地闪现在我的眼前，李超云总编激动人心的讲话声音也还可以回忆得起来，然而残酷的是DOS都成为了历史，永远地留在了我们这一代计算机应用者，开发者的记忆中。
记得我当时十分激动，挥笔写出了《十年梦想始成真——DOS中文系统评测之评述》。“我们想要自己的软件商品，我们想要获得自己的软件商品市场……1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将这些中文产品装在了200万台PC上”（当时我国PC装机总量仅有200万台）。
我在文章里详细评述了这些产品的价格、性能、服务，甚至于包装。并暗示各种板卡今后要被淘汰，因为板卡的价格大约在1280～2800元不等，几乎高于软件产品150%。
1995年是韩国电子事业的黄金时代，也是中韩外交的“蜜年”，1月11日三星电子北京代表处宣布在贵阳长途通信干线的国际招标中，击败了AT&T、NEC、爱立信等13家通信厂商，获得价值900万美元的合同。当时三星电子公司年营业额200亿美元，其中55%出口。当时三星集团刚在苏州投资5亿美元建立半导体生产基地，还声称将在天津投资30亿美元建立电子工业城。建不建电子工业城先不说，给我的感觉是在日本、美国、韩国三个国家对中国电子工业的投资上，韩国公司对中国最有诚心。
1月12日，Novell公司在中国和美国同时发布NetWare 4.1网络操作系统，从NetWare 4.1至1998年夏季的NetWare 5.0升级历时4年之久。写到这里我猛悟，Novell公司产品升级太慢，是前几年市场失败的原因之一。
1月1８日SUN（中国）公司向中国教育网提供十套价值50万美元的Internet服务器，1月19日，IBM(中国)公司因为同样的理由也捐献价值210万美元ES/9000SP2主机计算机系统，并声称在今后还要赠送更多的计算机系统。果然在3月30日，IBM总裁郭士纳访问中国时与国家教委签订了捐赠2500万美元的计算机合作协议。这些设备分别送给20所高等院校。
1995年1月开始的《克丽专栏》一出台，我就不断地接到各种祝贺称赞的电话，这使我感到压力。我力争把这个栏目写成不带有任何商业气氛的内容，但是由于我平常采访太多，稿子本来就不太好发，有一块“自留地”干嘛不利用，于是商业性稿件非商业化的写作使我费尽了脑筋。从2月开始（10月《克丽专栏》大都是回顾性的文章）我连续发表《走出数字的误区》、《“胜利大逃亡”后果如何？》《普通人卖电脑》等非商业性的文章，针对中国工厂市场数字灰色，人才流动带动市场流动，买PC怎样克服市场变化因素影响等问题。之后利用微软（中国）公司三条服务热线开通的新闻写成《服务，信息产业命脉》之类号召性的文章。这些文章看起来从选题、命题到内容没有什么大毛病，重要的是我必须向市场主动出击才能获得前卫性的选题。《普通人买电脑》一文发表后先后被《经济日报》、《科技日报》、《湖北日报》、《市场指南报》摘转载。
2月6日，英特尔公司布4种486档次芯片降价，降价幅度最大的是100MHz 486DX4芯片，它从原价649美元降至349美元。也就是说，英特尔公司1995年的主打产品，要从“奔腾”开始了。果然4月12日英特尔公司宣布下半年不再生产4８6芯片。
2月15日,宏公司宣布推出功耗20瓦以内的“绿色”PC，从此PC开始了“绿色革命”。并声称年营业额要突破40亿美元。可以说1995年是宏集团的黄金时代。
1995年底，网络市场炒得热火朝天，《中国计算机报》趁热打铁，花费20万元，对网络市场调查，并将结果公布于众，在1.8万个读者回执中，用户上网率达37.7%，当时上网率这么高的原因是PC在消费市场没有启动。
2月24日，当时营业额5亿美元的Autodesk公司向中国CAＤ应用工程培训网赠送百套AutoCAD软件，1994年Autodesk的销售胜过前10年，这表明中国软件盗版率下降。我参加了赠送仪式回来后，心想，受到盗版危害的不止是外商，国内软件厂商是最大的受害者，我挥笔写下了《弱者更应保护》一文发表在《克丽专栏》上。
2月2８日，北大方正集团与金山软件事业部联手推出盘古软件，家用电脑软件，中文自动校对软件，此时产品包装已经相应精美了。
在此之后的3月7日，微软北京代表处立即发布Word6.0/Office 4.2，并声称全球字处理软件向套装化发展。
我当时看金山盘古软件与微软Office4.2似乎有些“火药味”，提笔写出了《“西餐”与“卤煮火烧”并存》一文。至今Office 2000与WPS 2000还延续着4年前的“火药味”，至今“西餐”与“卤煮火烧”还在并存。
3月8日GTE(美国通用电讯公司)召开记者招待会，当年营业额200亿美元的公司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市场策略，本来是ＧＴＥ公司的策略，我把它写进自己的专栏里，文章结尾写道：“要说咱国内通信厂商的产品比ＧＴＥ还有地理、语言、价格优势，现如今2000～3000元一台的彩电都能买得起的农民下一个消费热点就是置电话了，这正是通信市场希望的田野。”果然，到199８年我父母所有的农村亲戚的家里都安装了电话。
如今拜年，问候都用上电话啦。
3月9日，北大方正集团的三次曲线字体通过了了国家鉴定，当时通过国家鉴定的三次曲线字体有26种简体，24种繁体，据介绍当时这种字体描述是紧随世界计算机技术发展潮流的。
3月11日美国德科电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加里·狄肯逊访问中国，我有机会对这个专门从事汽车电子业务的总裁进行了访问。德科电子公司是当时通用休斯电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1994年营业额53亿美元，占世界汽车电子24%的市场，（第二位为美国福特公司，占世界汽车电子12%的市场。第三位是日本电装公司占10%的市场）。我当时一进专访现场，发现许多汽车行业“名记”，当时这些汽车行业记者大都是男性。记得当时组织我们采访的伟达公关公司赵明向我介绍他们，并让我认识一位“大腕”，我悄悄对他说：“算了，我这人记性不好，我不想认识‘大腕’，因为我们都彼此在各自所跑的领域中是最优秀的。”事后赵明没说我骄傲，却说我总是那么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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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只需要一个数字，那就是1994年我国汽车总量，我悄悄地问了坐在我边上的一位记者，他友好地告诉了我说是130万台。该我提问了我一口气提了3个问题：德科电子公司未来的产品、技术以及市场方向在哪里？中国年产130万台汽车，而这些汽车电子的突破口在哪里？德科公司在中国汽车电子产业有无投资打算？
加里·狄肯逊回答说，90年代是智能汽车时代，21世纪是智能汽车电子网络时代，当然汽车电子应该是向移动通信网络、自动防盗等方向发展。中国发展汽车应用电子首先赶上了集成电路降价的好时机，发动机控制器和防抱死自动控制装置是中国汽车电子和市场的突破口。在谈及中国设厂时，狄肯逊介绍说，总投资3000万美元与中国合资的汽车电子厂设在北京经济开发区，合资对方是北京万源汽车电控公司，德科占有51%的股份，主要生产1.3微米工艺发动机控制模块，年产30万块。
1995年的3月11日美国贸易代表因来北京参加中美知识产权协议签署仪式。此行中有美国商业软件联盟总裁罗伯特·霍夫曼和AＳＴ行政总裁桂颂飞等人。这些人一来都要见记者，3月13日我分别在上、下午采访了他们。
美国商业软件联盟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