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开天篇之开天沙尘

07年07月16日

    在刘季宁的经历中,我们不仅仅看到了中国惠普的起源,同时也把我们带回到20年前的中国惠普,30年前的美国惠普,60年前的中国台湾。

                                              ——题记

    刘季宁的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他五官端正,脸型平常,表情沉着,动作从容。他身穿白底细条棉质短袖衬衫,浅色棉质裤子,整个举止言行似乎与华泰软件公司总经理或者什么企业家无关,倒是有几分像大学教授。

    果然,当接过他的名片时,看到了他的博士学位的后缀。其实早在1967年他就已获得了BROOKLYN大学电子工程师的学位。

    刘季宁的祖籍为江西武宁县,30年代生于湖北武昌,后随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父亲在重庆渡过了少年时代。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少年的刘季宁告别了两个正在大学读书的哥哥,到台湾继续中学学业。

    1957年,中国正在反右运动时期,正在大跃进的前夜,台湾地区处在反攻大陆的热潮中。就在这个时候,刘季宁在台湾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了。两年兵役后,刘季宁不满足他的学士学位,离开了台湾到了澳大利亚,1960年考入悉尼大学电机系,继续攻读硕士学位。4年后,他拿到了硕士学位证书,又到美国BROOKLYN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67年,刘季宁获得博士学位,从此时起进入美国惠普工作直到1992年。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推荐了惠普公司帕卡德

    正当刘季宁在惠普的事业蒸蒸日上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了中国

    从1972年上海公报到1979年这段时间里,中国人民除了失去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总司令三位受人尊敬的领袖之外,在政治上,中国人民还经历和庆祝了打倒“四人帮”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从1979年开始,中国的青年们更加发奋地学习科学知识,阅读中外名著,甚至敢于公开唱爱情歌曲了。

    就在1979年春天,那个被誉为是中国科学的春天,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为中美正式建交访问中国,在与邓小平主席会见时,邓小平主席表示,中国四个现代化需要西方各国的技术支持。可当时的政治条件是,美国技术出口被巴黎统筹委员会控制,而且美国的IT以及高技术的专利几乎全部掌握在私有企业家手中,不可能,也没有任何理由公开给当时的中国。

    基辛格不愧为外交家,他会见邓小平主席后回国,努力与各方周旋,并向中国推荐了曾经在19691971年担任过美国国防部副部长,1972年时任惠普总裁公司的创史人的戴维·帕卡德访问中国。

    1979年年营业额10亿美元的惠普公司,用帕卡德自己的话说,比尔·休利和我在1939年创办这家公司用了40年的时间,才使它在全世界的销售额达到10亿美元,而且其中很大部分来源于通货膨胀。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到了1980年,惠普公司的营业额突飞到了30亿美元。

    帕卡德于1912年出生于美国的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父亲是律师,母亲是中学教师。他于1977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于1995年在中国惠普10周年的19966月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他受基辛格博士的推荐,在1977年访问中国后,1979年再次访问中国时,见到了当时国防科工委冯学致主任和邹家华副主任。

     当时惠普公司所有产品几乎全是测量仪器、化学分析仪器、医疗分析仪器。就在这一年,惠普公司决定推出熔炼石英毛细管柱的分析仪器,这种技术可以简化化学分析,使更多的化合物得到分析。同时还推出另一种用于化学分析的二极管阵列检测器,它可以计量光的多种波长。

    因此,可以说中美高技术的合作的第一步是邓小平主席和基辛格博士推动的,也可以说帕卡德这位惠普的创史人,不仅创史了21世纪初800亿美元年营业额的IT公司,也是由他迈出了20世纪中美高技术合作的第一步。

开天有沙尘暴

    帕卡德第二次访问中国回到美国之后,继续寻找进入中国市场的契机。当时机会是有,需要人去执行,总不能每次帕卡德亲自去。在惠普公司内部,帕卡德委托COO Dean Morton找到了正在担任惠普研究所所长、并有中国台湾地区背景的刘季宁博士。开始只是让他去北京安排惠普公司参加一个由中国贸促会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半官方的一个国际仪器展览会。

   19794月,沙尘暴袭击北京之时,刘季宁从旧金山飞往香港,由香港乘火车到广州,从广州转机飞到北京。刘季宁回到了离开了30年的祖国,此时“少小离开老大归”对于刘季宁来说不再是古代诗句,而是他酸楚心情的真实写照。

   北京4月的沙尘暴,不仅呼啸,而且吹得人睁不开眼睛,把北京蒙上了一层尘土,连太阳也被蒙上了尘烟,和美国加州灿烂的阳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气候的不适应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最不能适应的是,所有的饭店过了下午1点钟就关门,几乎上所有的大大小小的饭馆、饭店吃饭排队不说,还要粮票,即使吃到大米还不知道是哪年的陈米,饼干等也不知到哪里买,没办法,有时只好饿肚子。

30年分别兄弟似昨天

    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当然对于刘季宁来说也是同样。说起当年,刘季宁说他的精神上的感动大于物质上的困难。在没回到祖国之前,原以为离别30年的哥哥们不仅仅只是从一个青少年模样改变成中年人,而且是在不同环境生活中,会感到各方面的陌生,刘季宁在见到他们之前心情很复杂,把这种复杂可以简化成激动、盼望加担心,从知道他要见到哥哥这天起,他就在激动与盼望加担心中渡过。当他见到哥哥们时虽然外表已经改变,但情感上、感觉上如同昨天分别今日重逢一样的、亲切、无缝,这种感动,使他忘掉了当时的物质困难。

    另一种感动让刘季宁自己惊诧,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在文革中被视为黑五类的刘季宁的哥哥还与殴打自己的人共事相处,嫂子们自然不平衡,难免说他几句,但哥哥们却说,当时他们都年青,年青人犯错误是难免的,要学会理解他们,原谅他们。哥哥们能这么说,能这么坦然和忍让,自己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的呢。

    刘季宁在北京有与亲人重逢的喜悦,有对哥哥处事的感动,还有对北京的风沙不习惯,这一切都促使他办好了惠普公司第一次到北京参加国际展览的一切手续,19795月,惠普公司顺利地第一次在北京参加了国际仪器展览会。

我愿意成为进入最大市场的负责人

    美国加州的阳光总是那么灿烂,空气总是那么的透明,绿色草地上的小草也硬挺挺的,如果放肆地座在草地上,小草会刺得大腿和屁股发疼,空气中飘来各种草香、花香……经常让人醉在风中,瞬间,仿佛时空已经凝固。

    19796月一个让人在风中醉的艳阳天,刘季宁被惠普公司COO Dean Morton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中美之间的关系对世界和平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刘季宁当然同意。

   “而中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处女市场,你是否愿意作为我们进入世界上最大处女市场的业务负责人呢?”Dean Morton诚恳地问。刘季宁几乎没有考虑就同意了。

    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刘季宁的决定,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刘季宁的父亲在他孩子时代给他的教育和要求是,做个工程师,而且一定要做个机械工程师。而刘季宁却偏偏选择了非机械专业报考了大学,父亲没说什么。在大学毕业后父亲并不同意刘季宁加入惠普公司工作,刘季宁又一次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在惠普公司一呆就是20多年,他放弃了从事技术工作,而做了一个跨国企业的高层管理者。

    两次违背了父亲的意愿一直让他心里有点内疚,虽然父亲在他加入惠普前就过世了,但是他相信,如果父亲知道了他这次的选择,成就了中国第一个IT合资企业,他会得到永远的安慰。

请吃饭就说明大门打开

   不久,刘季宁拿到了基辛格办公室给他办好的签证,19798月里的一天,他和帕卡德及其夫人一同再次来到中国,在进入中国边检时,没有从正常的通道和海关进入,而是跟随去机场接他们的人一起,从特殊通道进入了首都机场。8月中旬的北京,正是初秋,天气虽然还有些秋老虎式的炎热,他的心情却不像北京秋天那么热情和明朗,因为他们不知道北京的接待单位和接待人是谁。

    与帕卡德及其夫人住在北京饭店的刘季宁,心里非常不安,倒不是因为天气和按时吃饭环境的不习惯,因为他不知道他今天或者是明天该干什么?

    第三天,他们接到了通知说,中国政府的王震副总理要会见帕卡德夫妇及刘季宁,并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他们。刘季宁高兴极了,因为他在美国就听中国的专家们说过,只要中国政府一宴请你,就说明大门打开了,惠普公司的工作在政府方面不存在障碍了。

    按照刘季宁和当时惠普的中国专家们分析,既然王震副总理请他吃饭,就说明把从美国惠普公司来的帕卡德、刘季宁当作部级客人来接待。果然,接下来三位“部级”客人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刘季宁等被安排参观北京、西安的一些工厂,研究所,当时由国防科工委叶震华陪同。

今后我找谁联系

    帕卡德及刘季宁一行在国防科工委的有关人员陪同下,参观了西安、北京的一些国防工厂和科研单位,虽然当时中国的国防工厂、科研单位的条件很差,但是可以看出,人们非常期待能与美国进行科技交流与合作。在为期1周的访问结束之后,双方达成两点共识:一是发展集成电路;二是发展计算机技术产品。在这两点共识的基础上,帕卡德代表惠普公司提出3个与中国方面合作原则。

1. 合作必须遵守中国、美国法律;

2. 1980年为中国培训 16个高科技产品项目的技术、管理人才;

3. 惠普公司愿意与中国成立合资公司。

    就这三项原则来说,第1项原则双方必须遵守,这没什么可说的;为实现第2项原则,邹家华于19803月带领9人的考察团到惠普总部进行为期5周的访问和学习;难度最大的是第三项,1979年美国与中国没有合资先例,也没有合资法,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一直很难为刘季宁,不光没有先例,甚至连联系人都没有。在离开中国上飞机前,刘季宁终于忍不住问叶震华:

    “那以后我和谁联系?”

    叶震华似乎早有准备,从口袋里掏出来个小纸条(不是名片),上面写着新时代电子公司和电话号码。

    看着小纸条,刘季宁一头雾水,他看了看帕卡德,又看了看眼看要起飞的飞机的登机时间,也不便再问什么。事过20年后,刘季宁仍然不知道这个名叫新时代的公司当时是否注册,是否真实地存在。

当事人旁证  庆祝中国惠普20周年有感 刘季宁

   在惠普公司工作25年生涯中,前12年我是一个研究设计的技术人员。19791月,中美正式建交后,4月份我第一次回到中国;5月惠普在北京主办了第一次产品介绍会,当时的CEO约翰·杨和COO Dean Morton参加了这次活动;6月初,Dean Morton邀我商谈今后惠普在中国业务推广的构想,并提议由我负责在中国的创业工作。一个技术出身的我对改行做国际市场感到毫无信心,Dean Morton为了说服我特别提出两点:

第一,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留下的“处女”大市场,这是一个一辈子难逢的机会及经验;

第二,给我双程机票的许约,如果不成功,他会为我在惠普中另外找一个好差事。

    就这样,我在197981日正式担负起了惠普到中国创业的任务。谁也没有想到当初Dean Morton的预言真成了事实,我与中国的渊源迄今已有26个年头,这的确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也累积了终身难忘的经验!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变化真是史无前例,也是世界上公认的奇迹,相信每位曾在中国惠普工作过的朋友都会感到自己参与了这个创时代的改革过程,尤其是早期参 予创建中国惠普的同事们对当年开天辟地的困难,更是记忆犹新。每次我与老任、老马、老徐、老吴、ColinCyrilMax及许多其他老同事们见面聊天主题总是逃不了当年的故事,对我们真是一份终身珍惜的经历。下面是几件中国惠普创业时的一些回顾以表对中国惠普20周年祝贺。

    市场经济:在美国前任国务卿吉辛格的安排下,19798月我随当时的惠普董事工帕卡德及地人,访问中国。当初访问的目的是探讨美国的私人工业界如何能支助中国现代化的计划。因为当初中国的高科技工业大部分属于国防工业,所以接待我们的是国务院国防工办,主任是老红军洪学智将军,副主任之一是邹家华先生,并属王震副总理管辖。在两周的访问中,我们参观了许多高科技工业,也与许多领导包括王震副总理交换过意见。帕卡德最后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七点建议,内容以开展计算机及半导体为重点,并邀请中国由邹家华领导的访问团赴美国。在讨论中,帕卡德特别提到市场驱动力的重要,他认为中央计划经济促使工业生产非市场需要的产品,或者市场需要产品的生产量不够,因此往往有排长队的现象,所以市场经济是必要的。这个原则建立了以后中国惠普合劳公司包括市场销售三位一体的基础。我相信对以后江主席在1992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私家车:19803月,中国高科技访问团在邹家华带领下访问美国,全程约四周,由惠普安排。代表团参观了许多惠普Divisions及其他高科技公司,并在帕卡德先生的周末节目中参观了他的养牛场及溺海岸别墅,体量了美国牛仔在马上捉牛的风度。这次的访问建立了惠普与中国合作的意向书,成为建立中国惠普的蓝本。但是访问中给我记忆最深的是先生的两个感受;

1. 他这一生大概再不会有这次访问的经验了,以后他成为副总理后行动更受了限制。

2. 他对美国的汽车印象极深,不过认为在他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中国有私家车的存在。迄今为止,中国到处都是私家车。

    “北无一”及“陶然亭”:中国惠普的前身是中国惠普技术服务处,于198111月落户北纬路北京无线电第一厂5楼,想当初有20几位大将清洗地板,打扫卫生,搬空调及家具等,都是自己动手。以后地方不够,市场及销售移师陶然亭的茶亭,条件极其差,最近与Bob Oo谈到穿棉大衣上班时的情景,真不知是如何熬过来的。想到Colin要与房东来打交道以便保障厕所开门的事情,真是无法意会。可惜我没有“陶然亭”的历史照片,如各位有的话,我一定出高价收买。

    “虾脑饺子”:在80年代的早期,北京街头买不到盒饭,我们这些外来访客必需到饭店吃饭,而外国人与本地人又是分开的。在“北无一”时,我们常去吃饭的地方是北纬路上的饺子馆,而每次必需上三楼(外宾)。这个饺子馆的饺子花样很多,老板是一位能说善道的人, 中午我们去午餐也是他在三楼饮酒独乐的。一天,我们又碰上了,他为我们介绍当天的特别菜单“虾脑蒸饺”,我们带着怀疑的心态接受了他的推荐,尝了饺子后,的确与众不同。每个饺子上面都露出蜡黄的红油,吃了味道的确鲜美。我不知道他们用了多少虾子,总之饺子个个填满了虾脑,以后就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的确是大开口福。

    “中国惠普”:前两天在电视机前看到了惠普北京总部外面的画面,在中国惠普商标下有中国惠普大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中国所有的外资公司都没有在公司名字前冠用“中国”二字,因为在中国的习惯只有国营大公司可用“中国”,中国惠普冠名“中国”,标志了它是进入中国最早的、中美建交后的高科技大公司,另外他延续了中国惠普技术服务公司的先例。

    相信类似的故事一定非常多,如果我们能把它收集作一本全集,一定很有收藏价值。

    惠友俱乐部之所以存在是源于大家的关心,但更重要的是惠普的经验给我们建立了一个共同对人对事的原则。我们为自己能脚踏实地,在公正的原则下发挥智力,开辟新天地,而感到自豪。我们是不平常的一群,我们自认如此,我们虽然离开惠普,但都在自己选择的天下做一个有用而受尊敬的人。如每个人都如此, 中国大有希望。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真不是空话。

    非常抱歉,我因为事先安排的返美行程、无法更改,不能参加你们的聚会,但我可以想象到们聚会中的热忱及愉快,希望以后我能参加,最后祝福每一位惠友!  

刘克丽女士 江苏睢宁人 出生于山东济南 2006年6月~2000年3月Cnet(中国)授权媒体总编。 2000年3月~1996年8月《每周电脑报/PCWEEK》总编,《克丽观察》专栏记者。 共发表4000多篇关于计算机方面专业性文章,被50多家海内外报刊、杂志、新闻单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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