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守勤是我见到的第一任中外合资企业的经理，他是中美IT企业管理文化第一个“混血儿”。
——题记
1964年夏天，祖国刚刚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一个美好夏天，那年也正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北京正沉浸在准备大阅兵的气氛中。任守勤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测量仪器专业毕业了，被分配到了原电子工业部国营768厂，即微波测量仪器厂工作。能分配在祖国首都的高技术工厂工作，对于当时的青年人来说，多么令人羡慕。
1965年夏，大学毕业一年的任守勤，在天津进行计算机短期培训后，在即将参加国际商贸展览会时，得到了一个更让人羡慕的机会，那就是去南京解放军外语学院进修英文。据了解，当时第四机械工业部选派青年技术干部培训外语的目的是为了开拓中外技术、贸易和经济合作。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任守勤只接受了不到一年半的正规英文教育。其后，任守勤虽无口语环境，但可以阅读、翻译英文文献，于1975年编译出版了《微波躁声》一书。没想到的是，这次进修竟成为任守勤15年后成就中美电子领域第一家合资公司的一个先决条件。
电子工业部点将出访
当时老任所在的768厂，是亚非拉地区第一家微波测量仪器厂，美国惠普公司又是全球最大的测量仪器公司。美国惠普公司要建立中美高科技交流平台，国防科工委推荐与电子工业部合作，电子工业部当然推荐了768厂。
按照前面说过，刘季宁在1979年访问北京，与国防科工委达成三项合作原则与项目的第二条，1980年初由邹家华主任率领8人的代表团在美国高技术产业界考察访问，代表团成员由国防科工委和电子工业部点将组成。
任守勤在大学毕业之后，做了10年工程师，于1974年被任命为768厂总工程师。这位具有英文基础的总工，当然在电子部组织的邹家华访问美国考察团人选之列。
果然，任守勤突然接到党委通知，决定他参加赴美考察团。从1980年3月5日之后的35天，邹家华主任为团长，童志鹏为副团长，电子工业部外事司袁树勋处长等8人组团去美国考察访问。大家向任守勤投来羡慕的眼光，天性乐观的任总对此却不露声色，他是因为经历过1973年组织正式通知任守勤执行出国任务，最终莫明其妙地被他人顶替的教训。幸亏当时任守勤对此事冷静沉稳，没有对自己的出国造成负面作用。
任总按照当时出国规定，国家补助做两套服装，一套是蓝色中山装，一套是灰色西装。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初，老百姓刚从黄军装向蓝灰的卡过渡的时代，穿西装则表明外事需要。
任守勤到一家专门为中央首长做衣服的服装店，做的服装不但样式陈旧，而且全是大裤裆。作为客户，任守勤提出缩短裤裆的请求，师傅说，你不懂，首长都穿我做的服装，还没听说谁提意见呢。不管怎么样，当时中国第一个高技术考察团还是如期出发了。
在美国的35天里，邹家华一行马不停蹄地访问了GE、英特尔、IBM、惠普、王安等9家高技术公司。任守勤印象最深的除了先进的高科技之外，就是美国的自然环境、办公环境，与自己所知道的资本主义黑暗社会环境存在着极大的反差。 此外，代表团一行衣着和箱子几乎是相同的，过马路大家成排横穿，吃饭点菜大家都跟着翻译点几乎相同的菜肴，中国代表团所到之处可谓美国的一道人文景观。
1980年3月底，邹家华主任与帕卡德先生签署了双方合作备忘录（见附件1、附件2）。备忘录的框架中心的内容是，先合作再合资。这就是1981年11月9日在北京成立的中国惠普技术服务处的根据；在初步合作成功的基础上，1983年7月，原电子工业部江泽民部长和帕卡德先生又签署了合资经营备忘录，成为1985年6月20日成立中国IT界第一家高技术合资公司——中国惠普公司成立的前奏。
也就是说，从刘季宁第一次到中国至中国惠普公司成立，经历了长达6年预热的时间。
任守勤清楚地记得，在华盛顿结束访问时，邹家华和随行团员一样，用积攒的每天一美元的零花钱买了一个“砖头”录音机。这次随邹访问， 除了经历了邹家华主任开启了中美合作先例外， 任守勤对他身居高位，廉洁奉公的品格至今难以忘怀。
第一次选择自己的职业
1980年夏天，电子工业部一位领导告知任守勤，电子工业部拟调他到部机关，专职就承担美国惠普合作事宜征求他个人意见。任守勤虽然内心完全同意，但嘴上却明确表示，请电子部与厂党委协商，本人服从组织安排。 事实上，也正如老任猜测的那样，厂党委书记、厂长都不同意。
直到秋冬时节的一个早晨，任守勤刚上班，就被书记叫到了办公室，才明白电子工业部调他到部机关工作的调令久拖不决的原因。
原来，电子工业部组织部门在执行合作备忘录，向768厂调人时，未与768厂达成一致，768厂不放人。经过几次反复协商，最后张镭书记说话了，他说，还是听听本人的意见吧。
书记坦诚地说出了事情的经过后，任守勤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可书记却笑着说，我要听听你个人的意见。
任守勤当时已到不惑之年，面对第一次选择自己职业命运的机遇，鼓足了勇气，按照心中重复多遍的腹稿小声地说出了五个字：我想试一试。
书记听了之后，连称，好！好！我们同意。然后，又半严肃半调侃地对任守勤说：“还有一个条件：不要忘了768厂哦。”
任守勤十分感动地握住了书记的手，并认真地点头承诺。任守勤这一点头，促成日后惠普公司与768厂签署了惠普仪器代理销售协议，768厂在代理惠普仪器期间，获得了丰厚的营业收入。
寻找办公地点难
如果谁现在说找办公地点难，或找人难，那不是笨蛋就是傻子，可上个世纪的80年代的中国的确就是那么难。
1980年成立的电子进出口公司，就是为了开展高技术设备进出口，开展国际高技术合作而设立的。实际上，在1980年，国内八个工业部所属进出口公司成立之前，对于中国进出口业务只有一个合法的归口单位，那就是中国外贸部。
1981年初，任守勤到电子进出口公司（CEIEC）报到后，除了参与合同谈判，就是在北京找办公地点，设立邹家华与帕卡德签署的先合作再合资的备忘录中的中国惠普技术服务处。
根据任守勤在去过美国35天对9大公司考察的收获，他要在中国创立类似惠普的办公环境，坚决不要鸽子笼式的办公楼，因为鸽子笼等级森严、封闭、不便沟通，造价又高，利用率低、难以随着业务发展作灵活调整。还可能助长员工怠工，聊天，因此，一定要找到大开间的办公地点。那是24年前1981年的中国，北京根本没有一幢像样的写字楼，上哪去找大开间的办公地点呢？
任守勤终于在北京市北纬路录长街二条甲一号找到了！当时意在出租的北京无线电仪器厂装配楼。这栋建筑的第四层是一个800平方米的大开间，成了中国惠普技术服务处的办公地点。当时，外方经理Josephng等惠普人，同老任的团队一起加班，居然布置了一个类似美国惠普的办公环境，令员工和客户眼前一震。可是，胡同中的居民老太婆不买帐，竟在办公楼底层门窗之间拉上了绳索，晾晒被褥，并且屡劝不止，直到亲眼看见高鼻粱、蓝眼睛的外国人进进出出，方肯罢休。
1981年夏，任守勤向电子进出口公司借了30万元启动资金，开始投入运作，第二年还清了债务，还有可观的余额。
招聘人才比找办公地点更难
当时刘季宁与任守勤商量，招聘人才要参照美国惠普的标准和程序。大家商量结果是由双方相关经理分别面试，再集体评议后决定是否录用。现在看来，这种录用人的方式不足为奇，甚至过于简单，但是，与当时中国的以组织分配，下调令调动的程序和原则完全不同。在正式开展招聘工作之前，老任非常谨慎，专门向电子工业部主管外事的刘寅副部长报告并获批准。
对电子工业部下属在京企业所推荐的人选，由刘季宁、刘安愚、庞复兴，杨世毅等惠普经理组成考评小组，对他们进行面试，在北京饭店等租用的住房作为面试室，一致同意录取了十几位人才。任守勤再向当时的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刘寅汇报。刘部长对中外双方第一次人事合作居然形成一致的录取结论感到惊奇。经过老任向刘部长解释，是以考核应聘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英文口语能力、事业前途的意向、人际交往能力为标准。考评经理们与被考评人员之间没有任何渊源或牵连，完全从工作需要出发，结论一致是符合逻辑的。
听完解释后，刘部长说，好！就这么办吧，以后不必再报了。
如果中国有人事制度改革的历史，应该从1981年中国惠普技术服务处的设立开始。
试探信号弹成了重磅炸弹
1981年初，人也招聘到了，办公地点也找到了，这些人在刘季宁和老任的带领下干什么呢？代理销售测量仪器、医疗设备、化学分析仪器以及部分中小型计算机（1981年由IBM公司制造的第一台PC才问世）。
要作销售代理，就要有维修服务，要有维修服务就要先有人才培训。如果到美国去培训，肯定成本高，还有语言问题，刘季宁和老任决定，维修人才要先去新加坡培训，也就是说，早期中国惠普的测量仪器维修人才都去过新加坡进行技术培训。
由于当时出口业务由外贸部归口管理，他们听说电子工业部的所属机构代理惠普公司测量仪器的进口，并且还是负责进口仪器的维修业务，非常不高兴。 电子进出口公司李振刚总经理知道外贸部可能不同意，很为难，便委托副总经理李德广和任守勤到外贸部所属仪器进出口公司通报协调，遭到了明显抵触，当时的措辞如其说是反对，不如说是训斥。
其实，当时邹家华主任签报的关于电子工业部与美国惠普公司合作的报告，已先后经邓小平、王震、赵紫阳等国家领导人圈阅，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合作程序是合法的。为避免中国惠普技术服务处难产，任守勤提出“火力侦察”方案，获得了中外双方的赞同。
1981年5月份，王政编辑在《人民日报》发了一条关于中国惠普技术服务处6月1日在北京即将成立的消息。果然，信号弹变成了重磅炸弹。没过几天，外贸部向国务院、军委及相关部委提出报告，依据禁运和保密等原因，明确反对电子工业部经营美国惠普公司产品的进口和维修业务。尽管在此之前，外贸部反对中国惠普进出口仪器的态度非常明显，但没想到竟遭到如此激烈的反对。今天谈起此事，像在讲笑话。当时，确是中国外贸领域惊天动地的大事之一，不过没有公布于众而已。
1981年6月下旬，电子工业部收到国务院转发的文件之后，刘寅副部长主持专题会议，责呈任守勤草拟申辩报告，这个报告经部内审批上报后，致原经贸部文件所上报的全部领导机关，老任等静观事态的反应。
时至9月，国务院并未进一步下达相关文件，外贸部也无进一步举动。任守勤虽然判断将来麻烦事会不少，但大势已定，便向电子进出口公司和电子工业部领导汇报，申请正式筹备中国惠普技术服务处开业事宜。
1981年11月9日，中国惠普技术服务处在北京饭店举行开业仪式，并宣告成立。仪式之前，副总经理任守勤和总经理刘季宁为排定外贸部相关官员的座位煞费苦心，但是邀请的十几位客人一个也没露面。
失望吗？
至今老任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乐呵呵地说，完全在意料之中。其实，电子部江泽民副部长莅临指导，已经足够了。
巴布吴说自己闯祸了
1982年夏，北京的天气特别炎热，火热的太阳照在大地上，就是带着草帽、打着伞，地面上反射的阳光散出的热气，也烤得人脸发烫。惠普新加坡短期派驻到北京指导仪器维修的业务经理叫巴布吴，人很忠厚老实，他认为北京即使这么热，也比新加坡凉爽。
有一天，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任守勤的办公桌前对老任说：老任，我闯祸啦。
任守勤一头雾水地请巴布慢慢说，你怎么闯祸了？你闯了什么祸？
原来巴布吴在与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交涉业务时，照例遭到了某些官员的训斥，他们对巴布吴说：“美国惠普公司的进口仪器，必须到我们指定的地点维修，否则必须送海外维修。”
而巴布吴说：“中国惠普技术服务处的维修工程师都经过美国惠普的专门训练，既保证质量、成本又低、速度又快，送海外维修的时间和价格，厂商和客户都难以接受。”
任守勤一听，不禁呵呵大笑，拍着巴布吴的肩膀说：“巴布吴啊，你没闯祸，立功啦。这不明摆着是治不了中方治外方嘛！别的不用多说了，只当是个别人的个别行为吧。 我们是中国政府批准的合法企业，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惠普销售到中国的设备，都应该送到我们中国惠普技术服务处维修。但是，别忘了，关键是客户满意。不然，合法也会翻船哪！”
第一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召开董事会
1983年，中国惠普的技术服务处不但业务增长得快，人员也从1981年的18个人增加到了60多人，800平方米的地方不够用了。刘季宁和任守勤商量，要找一个新的办公地点。
当然，新的办公地点仍然要开间式的。几经周折，任守勤欣慰地发现并租下了陶然亭公园内的一栋建筑，据说这个建筑是老舍茶馆的旧址。这个有些古典建筑风格的房子近1000平方米，大开间，也很雅致。由于是夏天找到的陶然亭办公地点，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情，这里没有暖气。
1983年～1984年的冬天虽然是暖冬，但也不能没有暖气办公，白天室内的温度不到5度。于是第一家中美合作公司的美方男性员工都把羊绒衫穿在白衬衫的里面，系着领带。中方员工也为塑造公司形象，着装也尽量职业化。结果是个个精神抖擞、美丽冻人。
1983年夏天，惠普公司总部决定到中国北京开董事会。如果是20多年后的今天，哪家跨国公司不到中国来开董事会才是愚蠢，而在20年前，惠普公司董事会就能选中中国召开，不能不说目光远大。
戴维·帕卡德先生在惠普董事会期间，到中国惠普技术服务处视察时，代表董事会作了三项重要指示：1. 中国对国际和平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惠普开拓中国业务的意义不限于经济利益；2. 对于中国惠普成立的可行性报告，中国缺乏市场数据，只是个定性报告，它解决的是程序性问题；3. 关于合资股份比例，勿需多争一个百分点，双方共同利益在于合资企业成功，而不是在董事会中吵架。
庆幸遇上了一位好律师
当时中国正在赶上农村改革，中国的电子工业以彩电为龙头的消费类产品大上的时代，中国电子市场和产业有80%的电子工业消费类产品，产业和市场处于不健康的状态。在此之后的20多年，中国电子工业产品结构不断地调整，到21世纪初，中国电子投资类产品市场份额已经占到70%以上。具有戏剧性的是，事过20年的2004年，消费类电子市场东山再起，成为当年国民经济GDP的最具活力的因素。
根据电子工业部和惠普董事会的决定，1984年中国惠普技术服务处在发展业务的同时，为筹建合资公司起草相关文件。
据任守勤回忆，当时中外双方的经济体制、经营管理观念相差甚远，合资合同起草困难重重，而幸运的是，他们遇上了一位好律师Don Dramright。他在弥合双方差距中所体现的国际化精神，他灵活而不失原则的技巧几乎达到了极致，为中方今后的外资合作、美国惠普海外投资提供了宝贵经验。
还有一个幸运降临，那就是中国惠普的业务发展迅猛，一切都比预料的好得多。年营业额从1981年的几百万美元达到1984年的2000多万美元，1985年又跃到3800万美元。
我和季宁合作默契 如同伙伴加兄弟
说起刘季宁和任守勤，一个是美国背景的洋博士，一个是中国自己培养的高级工程师，年龄也相差不过七、八岁，但如今老任提起刘季宁仍然赞口不绝：“我和季宁配合默契，既是伙伴又是兄弟。”
怎么个默契法呢？
如果需要向中方报告或协调事务，老任事先帮助刘季宁梳理思路，创造条件，尽量由刘季宁去表达；如果需要向美方报告或协调事务，刘季宁先帮助老任圈定要点、校对文稿，创造条件尽量由老任去表达。
凡员工向老任请示工作， 老任一定站在合资企业立场上独立或与季宁协商决断; 凡员工向季宁请示工作， 季宁一定站在合资企业立场上独立或与老任协商决断。刘季宁和老任共享一个信念：中国惠普成功，则双方股东成功、双方管理团队成功，双方员工成功。这样的中外合作伙伴关系至今少见。
在拟订合资企业可行性报告时，因缺乏市场数据，基本靠刘季宁和老任的经验和设想。虽然可行性报告的重点是满足可批性，但合资后最初10年中国惠普业务发展的方向、步骤与可行性报告的设想框架要基本一致。可行性报告历经了中英文9个版本，脱稿时全文近300页。
报告上报后，中国政府相关部门质疑3大问题：
中国惠普除经营美国惠普转让的产品生产、销售、服务之外，还代理美国惠普全部产品在中国的销售和服务，超出合资条例规定的业务范围；转让产品出口返销和国产化的比例不高或达到期望目标的时间跨度太长；没有固定或长期的办公场所。
老任和刘季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了反复解释，并作了必要而可能的修改或调整，老任又写了一份专题报告备案、上报。
在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大形势下，中国惠普的可行性报告获得了中央政府的特批。因此，中国惠普的成功不但表现出企业本身的创新与奋斗，还标志着中国政府相关部门改革开放的具体行动。在中国惠普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原经贸部外资司马秀红（现任商务部副部长），在中国惠普最初的发展历程（1985～1994年）中，马秀红向老任交了底牌，对内严格地督促中国惠普执行合资经营合同，对上对外客观公正地表彰中国惠普所取得的业绩。至今，老任称马秀红是在中外合作中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范例，对她坦诚待人处事的态度表示由衷感谢与赞赏。
没有先例的50%对50%
1985年6月20日，中美第一家高技术合资企业成立，注册资金一千万美元，分两期注入，每期500万美元。中美双方股份各占50%，这对中国政府和美国惠普来说都没有先例。中方由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30%），长城计算机公司（15%），北京市计算机总公司（15%）三家组成。在第二期投入时，北京市因外汇短缺问题出让了7.5%的股份。经协商，美国惠普公司接受了这7.5%的股份。1986年二期投入时，美国惠普公司自然而然地持股中国惠普公司57.5%。
在此之前，甚至在此之后的10年中，中外合资企业的中方股份一直以占51%为原则。
美国惠普和中国惠普相互转让采用内部价格
在合资合同的起草中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美国惠普来说，按照惠普惯例，他的产品转让（含专利技术使用权）对外是一个价格体系，对内又是一个价格体系。而如果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遵照哪个价格体系合适呢？
内部价格！就这么定了。
美国惠普采用内部价格向中国惠普转让产品，目的是保证中国惠普合资产品成功，当然中国惠普返销产品也采用内部价格体系。
这就是合金的力量。
新闻旁证 发表于1989年2月 10日《中国电子报》
美国惠普色谱积分仪
全球生产权全部向中国转移
本报讯 记者刘克丽报道：美国惠普公司决定将最新投放市场的色谱积分仪全球生产权全部转移到中国，到1989年底，这一高技术产品产量将达8 000台，其中90%进入美国惠普公司的全球销售网，仅此项产品可为国家创汇2 000万美元。
去年5月，中国惠普公司设立了生产型分公司，以当地电子工业为使用依托，吸收美国惠普的高技术和产品，中国惠普的这种决策得到他们总部的支持，将用于化学分析的色谱分析仪按照技术转让的有关规定，在一、二年内逐步由CKD过渡到SKD，中国惠普已在国内市场做了调查，发现有9种部件有可能用国产部件代替，深圳将成为美国惠普公司仪器的主要生产基地。
启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1986年，中国惠普在北京设立了测量仪器产品内销生产线，聘任苏庄主持；
1988年，在深圳设立了化学分析产品的返销生产线，聘任陈舫主持；
1990年，在北京设立了测量仪器研发部门，老任亲自主持。
中国惠普深圳生产线以北亚及国内电子工业为依托，采用美国技术，生产用于化学分析的色谱分析仪。到1989年底，产量8 000台，80%进入美国惠普全球销售网，为国家创汇2 000万美元。
中国惠普北京测量仪器产品内销生产线的发展，要特别感谢北京市经贸部门，以华平澜和张剑雄为代表的两位领导，他们虽然不是股东，却尽到了比股东更重要的责任。虽然，中国惠普的中方大股东是电子工业部，但当时电子工业部计划司却不顾市场需求和投资回报，限制中国惠普的其内销产量。美国惠普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老任试通了一个妙招，在中国惠普中方小股东和运营所在地北京市政府的关照下，采取在电子工业部获准产品生产许可证，在北京市获准产量计划的策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启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开天成功——中国惠普合资公司成立
1984年秋，中国惠普技术服务处的办公面积又不够了，再说合资企业又要在1985年成立，急需扩大办公面积。老任又开始四处寻找新的办公地点，并租下了位于西北三环路上的北京手表二厂。
先租第四层，享有扩租第五层的优先权，一共有2 000平方米，重要的是有空调和暖气，冬天不用“美丽冻人”了。当时北京手表二厂正遇上市场上刚刚出电子表，生意不景气。租约谈判顺利，价格条件也还合理。1985年初，中国惠普技术服务处的100多人搬到了北京手表二厂。此时，中国惠普的办公环境与美国惠普全球其他办公环境几乎没有差别，还具有全国性的示范意义。中央电视台还于1986年在中国惠普办公室拍摄了一个专题节目，名叫中国90年代的办公室。
在车流拥堵的北京西北三环路上，现在已经找不到北京手表二厂了，取代它的是双安商场。但是，1985年6月20日中国惠普公司在北京手表二厂四层的成立典礼，却永远成为中美高技术合作的里程碑。
这一天，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国防科工委主任邹家华出席了中美IT界第一家合资企业——中国惠普成立典礼。当时惠普公司的CEO约翰·杨（1977年被提升为惠普公司总裁，1978年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和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李德广为中国惠普公司揭幕。任命刘季宁任中国惠普公司总经理，任守勤任副总经理（中方总经理）。
中国惠普公司成立后，刘季宁和任守勤的重点工作是借鉴惠普之道，依据国情，制订中美融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创建中国惠普的企业文化。
将HP WAY译成《惠普之道》出自老任的手笔。其中一个“道”字表示出了中外文化融合的融合。
飞鸽不如永久
1987年底，刘季宁完成了美国惠普授予的开拓中国业务的历史使命，返回美国惠普。在刘季宁即将离任之际，当时任守勤醒悟，与其要求外方总经理深入了解中国国情，不如中方总经理学习美国企业管理。原因很简单，外方是飞鸽牌，而中方是永久牌。
由刘季宁举荐、任守勤从1987年秋至1988年底在美国完成了MBA学位教育。结业后，又与美国惠普委派的第二任总经理俞新昌和第三任总经理程天纵合作，使中国惠普连续６年建成全国十佳合资企业之一，成就了中国惠普开天辟地的大业。（见附件4）
在20世纪的80年代甚至90年代，都不是中方在合资企业任总经理的时代，1994年，任守勤提前退休，被另一家在中国外资企业聘任为总经理，并将在当时中国惠普享有的法律上的同工同酬变为事实上的同工同酬。
砍去一半外方派驻人员
美国惠普对中国惠普在1989年6月特殊事件中的表现十分满意。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之后，大刀阔斧地裁减超过二分之一的美国惠普派驻中国惠普的员工。全部基层经理由中方员工担任，中层经理职务也有二分之一由中方员工担任。
在此之后，中国惠普迁住国贸西楼，实现了办公环境的国际接轨。而巧合的是现在中国惠普公司所在地（北京三环东南角）正是1984年中国惠普可行性报告中的设想选址。
任守勤在与俞新昌和程天纵合作的期间，中国惠普的销售、生产、研发业务蒸蒸日上，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局面。除上海、广州分公司外，又开设了成都、西安和沈阳分公司。
在老任1994年离任时，中国惠普的经营管理基本上实现了国际接轨，并形成中美融合的企业文化。
而任守勤经历了从国有企业到合资企业，又从外资企业转到民营企业的历程。有趣的是老任离开惠普去了摩托罗拉（中国）公司，之后曾在托普软件公司工作，而托普公司的名字正是摩托罗拉（中国）公司和中国惠普中的两个字组成。 |
